贾·

回到差不多九年前，2013年5月，巴黎圣母院起火前，多米尼克·文纳(Dominique Venner)在巴黎圣母院的教堂祭坛上留下一封信，然后当众开枪自杀。当时的玛丽娜·勒庞，和今天一样，一直在追求总统之位却得不到，赶紧向维纳致敬。她在推特上写道:“向多米尼克·温纳致敬，努力唤醒法国人民，是他最后一次杰出的政治行动。”她纪念的维纳是法国极右翼的活跃人物。她在最后一篇博客中写道:“法国很可能会落入 *** 教徒手中...[反对同性婚姻]的斗争不能仅限于反对同性婚姻...而应该是法国和欧洲人口的“大更替”，对未来更具灾难性的危险。”他选择自杀是为了唤起更多人对移民的关注和反对，而不是纠缠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自由主义思想。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4日，法国巴黎，媒体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出口民调结果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承认败选。

维纳引用的“大更替”是极右翼阴谋论，指的是移民的过高生育率正在取代真正的欧洲白人。其思想源头来自法国的“新 *** ”运动，这是一股发展多年但仍只是地下暗流的极右思潮。他的自杀并没有掀起他所希望的社会讨论，更多的人只是把他当成了一个反对同性婚姻的激进疯子。毕竟，那是2013年，进步主义似乎势不可挡。勒庞仍在努力融入主流。在前一年的选举中，他只敢主张反对全球化，而不敢过多利用他父亲创立的国民阵线多年来主导的反移民议题。

然而，到2022年，维纳的想法已经成为主流问题。玛丽娜·勒庞(Marina Le Pen)已经公然抨击移民对法国文化的侵蚀，声称“超越纯粹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旨在规范文化，鼓励游牧，让背井离乡的人从一个大陆永久迁移到另一个大陆，让他们可以互换，从本质上说，让他们匿名”。勒庞不是在攻击市场的全球化，更多的是在用多元主义攻击普遍主义。勒庞试图煽动的恐惧根源于极右个人主义:在大众政治时代，个人特征将被抹去，人们将变得难以区分，失去自我。新右翼将这种恐惧嫁接到民族身上，试图保护民族和个人拒绝任何移民的“不可替代性”。而“大换人”就是这种恐惧的典型表现。

相比勒庞的模糊语言，另一名极右翼候选人泽穆尔和传统中右翼候选人佩克雷斯甚至直接用“大替换”来说明移民对选民的威胁。泽莫尔说，他的之一个任务是“阻止‘大置换’，对抗移民”，而佩克雷斯说，“10年后我们还会是世界第七大国吗？我们会是一个 *** 国家，还是美国的附属国，还是中国的贸易站？我们的国家会统一还是分裂？面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大降级’还是‘大置换’，都不是必然的。”这也意味着原本只属于极右翼的阴谋论进入了房间，被纳入主流右翼政党的讨论空。

然而，即使勒庞刻意与“伟大的替代者”保持距离，但作为一向以反移民著称的极右翼代表，他的高票落败仍然可以说明，对移民尤其是 *** 移民的敌意，已经进入了40%以上法国选民可以接受的范畴。

一些媒体和观察家表示，勒庞正在成为主流，主动远离一些中间派无法接受的理念。例如，她的父亲在2015年因其反犹太和亲纳粹言论被开除出党。从上世纪70年代我父母创立的“国民阵线”到今天的“全国联盟”，勒庞家族的右翼信仰虽然一脉相承，但绝非一成不变。反映了法国极右翼在二战后逐渐摆脱了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脱离了长期被边缘化的地位。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与勒庞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同时代的“新右翼”学派，这场战争正好在六十年前结束。

当源自极右边缘的“大换血”等词汇大行其道时，向玷污神坛者致敬的勒庞还有必要继续洗白自己吗？

帝国崩溃，右翼萎靡。

2022年4月24日，玛丽娜·勒庞第三次输掉法国总统大选，也是她家族第八次败选。然而，正如她的败选感言所说，“输了就赢了”。从反对她的父亲让·玛丽·勒庞那里，勒庞这个姓氏在法国是“极右”的代名词。

老勒庞确实是法国老牌右翼人物。他出生于1928年，几乎参加了二战后法国的每一场重大战争:越南抗法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见证了法兰西帝国逐渐解体的历史进程。其中，阿尔及利亚战争是整个战后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它不仅终结了第四共和国，也为第五共和国的极右运动埋下了伏笔——“新右翼”和“国民阵线”都源于阿尔及利亚战争造成的混乱。

阿尔及利亚在上世纪30年代被法国吞并，长期以来被法国视为“故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不同于其他殖民地的特殊地位。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 *** 不仅被法国殖民 *** 剥夺了土地，也无法获得与欧洲人同等的权利(俗称“黑脚”)。他们长期以二等公民的身份生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逐渐酝酿了阿尔及利亚寻求独立的民族运动。从1954年11月1日民族解放阵线(FLN)发布独立宣言开始，阿尔及利亚局势升级，双方组织民兵袭击民众， *** 不断。失去法属印第安人智纳后，法国 *** 更加难以接受另一个主要殖民地的独立，不断加大对该镇的压力，并使用酷刑等手段，但仍无法阻止FLN从几百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十万游击战士的成熟组织。

1954年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士兵。

许多右翼组织认为，这是因为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先天不足，无法组建一个稳定而强大的 *** ，因此他们呼吁通过暴力 *** *** ，其中新法西斯组织Jeune Nation (JN)就是一个。“年轻民族”创始人皮埃尔·西多斯(pierre Sidos)16岁加入了连接纳粹外敌的法国法西斯组织“法国主义运动”。他还试图在战后重建法国法西斯，并于1954年成立了“年轻国家”组织。这个以凯尔特十字架为象征的组织，放弃了群众动员，却善于发动暴力。它认为只有依靠有组织的街头暴力才能重振法国民族主义，并对 *** 等左翼组织发动了多次暴力袭击。多米尼克·维纳于1956年加入该组织，并很快成为骨干。在此之前，勒庞早期的政治活动仍打着皮埃尔·普杰德(Pierre Poujade)领导的民粹主义运动Poujadi *** 的旗号，其主要诉求是反税收和反精英主义。由于其反议会和反犹太人的立场，勒庞非常接近极右翼，一度有数十万人参加。老勒庞1956年以27岁的年龄成为最年轻的议员之一，但由于经常穿军装，与左翼议员打架，他被开除出党。阿尔及利亚局势恶化后，他认为这场战争是苏联的输出革命，就像不久前的印度支那战争一样。他重新加入法军，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镇压民族解放阵线。后来，他意识到这场战争的真正战场是法国。他在1957年回归，试图扩大军队在议会中的支持率。

1958年，认为 *** 支持前线不力的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发动 *** ，迫使中央 *** 交出权力，帮助戴高乐登上总统宝座，结束了议会第四共和国。同年，“年轻民族”因涉嫌参与 *** 和在议会大楼安装炸弹而被取消。然而，在国内外日益高涨的反对浪潮中，戴高乐并没有像军方预期的那样采取更强硬的镇压措施，而是在1959年宣布，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将由全民公决决定。戴高乐意识到法国不可能给予 *** 平等待遇和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前者会让法国无法阻止 *** 移民。事实上，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戴高乐此时的决定看起来与特朗普今天的决定非常相似，那就是他承包海外权力，以换取民族故土的利益，即使这意味着一个横贯大陆的帝国本身将一去不复返。

但在当时的军队和右翼眼中，戴高乐“背叛”了他们，各种右翼组织开始反对戴高乐，包括1958年后重组的“青年民族”组织。不满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左倾倾向，一些民族主义学生和“青年民族”的前成员于1960年重新组织了“民族主义学生联合会”。未来将成为新右翼代表的维纳和阿兰·德·贝诺伊斯特是其主要组织者，未来国民阵线创始人之一弗朗索瓦·迪普拉也在其中。他们反思“青年民族”时期的无效暴力，提出反对在学校传播马克思主义，首先实现民族主义的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革命。同年，一些试图阻止戴高乐的学生领袖和极端分子发起了“街垒之周”，想联合军队再次 *** 戴高乐，但他们误判了形势，被仍忠于戴高乐的军队击败。后来，被释放的学生领袖和拒绝放弃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统治的士兵组成了臭名昭著的“Armee Secrete组织”(OAS)，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发动了大量恐怖袭击、爆炸和暗杀，造成数千人伤亡，其中包括戴高乐和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哲学家萨特。一群反对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政客组成了法国阿尔及利亚民族阵线，该阵线不仅由老勒庞创立，还由维希 *** 前部长、“青年民族”成员、现为极右翼总统候选人的让-路易·蒂歇尔-维尼南创立。面对这些叛逃的前支持者，戴高乐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全部封杀，并逮捕了大部分参与者。事实上，它对法国右翼运动造成了沉重打击。维纳因参与“秘密军事组织”被判18个月监禁，老勒庞在1962年大选中败给戴高乐派。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及利亚改变了法国右翼的政治焦点。二战前，法国右翼以反犹主义、天主教至上主义、 *** 和平主义和报复德国为特征，如19世纪后期形成的“法兰西行动”和“火十字会”。当德意法西斯兴起，法国右翼开始法西斯化，种族主义、 *** 、群众动员更加重要。尤其是在维希法国，菲利普·贝当把所有的极右分子放在一起，想出了“国民革命”的拼接概念。他以“劳动、家庭、祖国”为口号，推行独裁，本质上是恢复天主教会的国教地位，反而成为极右势力的政治试验场。反德极右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纷纷加入傀儡 *** ，反而成为纳粹德国的合作者。这使得法国极右翼运动即使在战后也难以彻底脱离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法西斯主义，疏远了本应是其核心支持者的法国民族主义者。

1930年，巴黎火十字无名战士墓碑。

阿尔及利亚成为战后右翼的一记警钟和一针强心剂——顿时，帝国遗产被不可逆转地抛弃，扩张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被直接判了死刑。反而更符合反殖民时代的民族主义观，“法兰西大陆”开始完全是一个单一化、同质性的民族国家模式。阿尔及利亚，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 *** 地区)和主要人口( *** )，为极右翼开辟了一个未来的战场:捍卫国家认同，反 *** ，反 *** ，反移民。战争的失败和随之而来的社会混乱成为世界和民族衰落的有力论据，吸引着新的选民。

可以说，正是在法兰西帝国崩溃的戴高乐时代，法国极右势力开启了新的篇章。

让一个人面对死亡的危险，这样他就会为生存而战

正是在右翼彻底失败的背景下，法国极右翼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戴高乐“背叛”右翼，落下重拳，逼得极右翼组织枝叶分裂，也让极右翼势力更加团结。最右边有两个“新”。一个是“新权利”(Nouvelle Droite)派，代表极右翼开始酝酿文化转向的新战术——说到底，夺取政权还是要向左翼学习；另一个是“新秩序”(Order Nouveau)运动，标志着极右翼的主流逐渐从反对议会政治的暴力团体转向议会政治，催生了未来的“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

1962年出狱后，维纳发表宣言，为日后的新右翼运动奠定了思想基调。他在文章中批评右翼势力不够团结，没有主轴，呼吁用新的原则来指导运动。他呼吁国民运动效仿左派革命运动，找到自己的列宁，建立一个强大的、长期的、有原则的组织，进行渗透和宣传，弥合“民族”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隔阂。值得注意的是，与西多斯或老勒庞等法国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主张“欧罗巴民族主义”，即欧洲被视为一个多民族的整体，各国民族主义者 *** 美苏强加的欧洲秩序。“它的统一将基于每个民族都打算捍卫的国家现实:历史社区、原始文化和对土地的支持。”他认为，欧洲独特的文化“结合了精神渴望和物质需求”，这使得欧洲人天然成为人类的组织者，并将为不发达的民族带来秩序。他成立了自己的组织“欧洲-行动”，开始推出一系列更新的极右理论，包括一种伪科学“生物实在论”。当时他是反对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特立独行者，为了避免法国的白人种族基础被有色人种压倒。他们声称“种族混合只是一场缓慢的种族灭绝”，公然支持种族隔离和阶级优生学。事实上，尽管有鲜明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但“欧洲行动”的思想为极右翼提供了一种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可以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现实，还可以从种族和文化上重新定义法国国家认同的边界。

在维纳的影响下，在目睹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极右政党的连续失利后，德·伯努瓦开始进一步反思盲目激进主义，转向所谓的“元政治”，寻求建立知识分子先锋组织，为极右政治活动输送思想弹药。1968年，在“欧洲行动”的基础上，他和维纳成立了“GRECE”(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 ' etudes pour la civilization European ne)，以实践他后来总结为“右翼葛兰西”——葛兰西理论的革命内涵和弟子。后来，创立国民阵线的迪普拉也没有忽视文化战线。他通过历史著作否认大屠杀，为纳粹“洗白”。他对自己的历史研究目的直言不讳:“决不能让我们的对手，即垄断人民、事实和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王权主义者的历史再现。因为历史是战争的绝妙工具...否认也没用。”

后来，这群极右翼知识分子被称为“新右翼”，他们深受德国保守革命和传统主义的影响。尤其是意大利传统主义者、新法西斯主义者艾弗拉晚年的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他们的思想中窥见一斑。比如，他们都反对大众民主的“人数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主张少数决定多数的精英政治。但基本上，他们不再强调传统主义的玄妙部分，而只是继承了古代欧洲“传统”的本质主义迷信和他们反对基督教的态度。比如维纳和德伯努瓦都是新异教徒。前者认为荷马史诗代表了欧洲真正的传统，“GRECE”的简称也是向异教徒时代的希腊致敬。他们认为古代欧洲的传统已经被基督教普遍主义、全球化、美国霸权等因素所破坏，而他们则主张基于文化特性的“种族多元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以保留欧洲白人文化身份为由拒绝移民和多元主义。他们还倡导不同于平均主义自由和民主的“有机民主”，崇尚自然的等级社会，并肯定精英们保持其文化身份和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德·伯努瓦认为，他们不需要赢得选举，而应该首先征服已经被左翼占据的文化阵地，通过文化的潜移默化推动自己的议程。研究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法国学者皮埃尔-安德烈·塔日耶夫(Pierre-Andre Tadzhiev)曾总结出“新右翼”的五个特点:否认犹太-基督教传统和他们所谓的“人权宗教”；批判“平等主义乌托邦”；颂扬被视为欧洲“真正的宗教”或“印欧传统”的异教；反对“经济至上”和自由功利主义；支持激进的种族差异。

皮埃尔-安德烈·塔日耶夫

另一方面，极右翼政治组织逐渐重组，与强大的戴高乐争夺民族主义的政治代表地位。例如，1963年，在团结右翼的旗帜下，维尼昂·Ku试图成为团结各种反戴高乐极右势力的总统候选人。积累了大量人脉的老勒庞自然成了怀特南·Ku的竞选领袖，并帮助他在全国各地发起草根运动。其中不少是西多斯重新建立的暴力政治组织“西方”(Occident)，成员包括多名法国右翼 *** 部长以及后来与西多斯分道扬镳的维纳、杜普拉等人。

然而，在1965年的这次选举中，怀尼昂·Ku只获得了5.2%的选票，排名第四。两年后的议会选举中，极右翼落败，得票率仅为0.1%。除了戴高乐赢得了右翼光谱中绝大多数选民的青睐，这也是因为维妮昂·Ku缺乏足够的个人魅力，从一开始他就无法平衡自己的极右背景与其他更温和的传统右翼。在讨好温和派的同时，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法西斯思想。没过几年，法国的极右势力几乎从法国的政治版图上消失，只剩下“西方”等新法西斯团体还在制造冲突，这并没有给他们的支持率带来任何提升。相反，它在1968年广泛的政治暴力浪潮中被正式禁止。其实在“五月风暴”之后，形势应该是明朗的——就算是左派也不可能再通过直接行动夺取政权了。

因此，1969年，迪普拉和“青年民族”和“秘密军事组织”的几名前成员建立了“新秩序”。这个运动开始逐渐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极右社团，不仅团结了最重要的法西斯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还吸收了维纳和德·伯努瓦的新理论。他们计划转向选举政治，同时保留直接行动。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各种右翼人物的积极联系，此时已经建立了广泛人脉的勒庞有了另起炉灶的想法。1972年，他与新秩序的主要成员一起建立了国民阵线，目标是团结极右翼参与民主政治。GRECE成立后，不少新右翼学者也主动加入“国民阵线”，进入其中央组织，使新右翼成为国民阵线早期颇具影响力的派别之一。也就是从此法国的极右翼有了稳定持续的政治平台。

虽然“国民阵线”作为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新纳粹、新 *** 等极右翼派别的“大帐篷”政党。，从一开始就注定无法摆脱内斗。也经历了几次分裂和党争，差点把老勒庞扫地出门，但最终还是设法在移民问题上保住了立场。70年代“国民阵线”打出“100万失业人口，100万移民太多了！”“法国和法国人优先！”口号等。，直到今天都为我们所熟悉。新右翼围绕这一问题创造的一系列理论也被国民阵线所用，使得国民阵线能够避免使用最粗鲁的种族主义和歧视性语言(虽然老勒庞嘴大，难以遏制偶尔的口误)。而是从文化角度强调移民带来的“不安全感”。

以2002年意外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为标志，老勒庞创建了国民阵线，成为法国各种极右翼派别的老大哥，尽管在当时仍会被视为法西斯甚至“新纳粹”，激起了左翼和右翼之间罕见的联盟，帮助希拉克在第二轮选举中以超过80%的得票率击败了老勒庞。但实际上，此时新右翼的词汇已经逐渐进入主流，“国民阵线”即将在玛丽娜·勒庞治下开启“去妖魔化”的进程。2011年，玛丽娜击败父亲支持多年的候选人，成为“国民阵线”的新掌舵人。她反而专注于经济问题和移民问题，避免触及纳粹和犹太人大屠杀等敏感话题，最终成为法国政坛更大的反体制候选人。2017年大选失利后，勒庞为了讨好更多中间保守派，甚至放弃了退出欧盟、欧元区和申根自由旅游区的想法。他还将国民阵线改名为“全国联盟”，这使他更加友好和团结。2021年，她也放弃了党主席的位置，让位给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但在2022年的选举中，她的主流化策略让她看起来毫无吸引力。

《大换血》:主流极右，还是主流极右？

“大置换”这个短语本身就来自雷诺·加缪(Renaud Camus)2012年出版的《大置换》一书。维纳在遗书中也提到了这个词，认为这是真正的威胁。加缪认为，西方正在被逆向殖民，来自 *** 世界的占领者与西方精英勾结，降低欧洲白人的生育率，最终达到取代欧洲白人的目的。

这个词的爆炸在某种程度上和加缪本人有关，他当时已经是一个知名作家，被誉为同性恋文化的象征。但当然，这个词和这种焦虑不是他空发明的。加缪在书中承认，他的灵感来源于两个方面:法国作家让·拉斯佩尔(Jean Raspail)1973年写的一部名为《圣徒的营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的小说，以及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的一篇“血流成河”的演讲。前者描述的是西方白人社会被有色人种的大规模移民包围并最终毁灭，后者认为是宽松和反歧视的。

在更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理论中，这种焦虑完全是新的。在传统主义的理论中，人类处于“末法时代”；“保守革命”代表人物之一的宾格勒认为，西方已经走向衰落；甚至19世纪晚期的法国民族主义者也描述了类似的恐惧。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一直处于强烈的生存焦虑中，以至于当代白人至上的口号，臭名昭著的14个字，看起来就像是生活在集中营里:“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人民的生存和白人儿童的未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人民的生存和白人儿童的未来。)"

新 *** 将这种焦虑和出生率与文化认同联系起来。一方面，他们主张个人和民族特性的绝对化，要求每个人、每个民族永远不能相同(即永远不能平等)。另一方面，他们将生物种族与文化特征 *** 在一起，要求各个民族之间决不能混居，以达到文化认同的纯粹性。所以不难总结出新 *** 的移民主张:全部遣返。德·伯努瓦在这方面的论述假装尊重所有文化平等存在的权利，但他说得很清楚，只有欧洲文化才是真正重要的，本质上只是一种建立在白人霸权基础上的世界性种族隔离。德·伯努瓦在1999年的《欧洲复兴宣言》中将这种思想概括为“种族多元主义”，并由美国白人至上主义者理查德·斯宾塞引入北美。基于这一理论，欧洲的“身份至上”和美国的另类右翼进一步发展了一种披着“身份政治”外衣的极右意识形态。

新 *** 作为一群学者的统称，虽然不能说是立场统一的集权运动，但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学者塔米尔·巴尔-翁(Tamir Bar-On)曾总结说，新右翼和以艾弗拉为代表的新法西斯主义观点非常接近:“尊重军人的道德；把唯意志论作为历史变革的关键；浪漫的、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理想是一个基于种族的有机同质共同体；目标是取代传统的保守、自由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制度。”像“大置换”这样的概念，很好的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想象。基于这种想象，一方面，新右翼产生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框架来重新解释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在政治参与上也有不同意见。一些人要么直接参加“国民阵线”，要么与其他极右团体结盟，另一些人则狡猾地远离现有政党，保持自己的虚假中立。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意味着新右翼像漫画中的超级反派一样，通过坐在书房里写书，带来了法国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和右转，可以让数亿人将社会和经济问题归咎于同样是受害者的移民，制造出一批新的极端分子。毫无疑问，这背后真正的推动力当然是社会学，包括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阶层流动停滞，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移民潮，老工业区的逐渐衰落，甚至宗教团体衰落带来的合法性真相空等等。然而，当政治家、评论员、媒体、公众所使用的词汇如此相似，都指向一个反文化群体，并且确实在公开生产为政治目的服务的词汇时，我们是否应该注意一下我们自己的语言是否已经被污染了？小勒庞做的妖魔化的一件事，就是少用他父亲喜欢的种族主义语言，经常模仿新右翼的文化批判。新 *** 的一大策略是扭曲左派的口号来伪装自己，比如身份政治和多元化。

再者，在这个反文化的词汇里，是不是有些真题不经思考就被遗忘了？2017年美国夏洛茨维尔极右团体 *** 中，参与者手持火炬高喊:“你们不会取代我们！”-问题是，你是谁，我们是谁？“替代”的成立，需要两个没有联系的主体和一个固定的场所，就像铜和铁一样定义明确。然而，人类不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先给自己划定界限，而这正是新右翼“种族多元主义”的语言“伪艺术”的核心:他们假装尊重各个种族的文化，但谁来定义哪种文化应该属于谁？这种强行划定的边界，只是一种制造替罪羊的便利手段，是制造不公的必由之路。新右翼不是某种邪恶的天才或者至高无上的法师，他们产生的词汇只有在至少部分切中要害的时候才能成为有力的武器。

当地时间2022年4月20日晚，寻求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与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右)就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进行电视辩论。

到2022年大选时，不仅中右翼开始使用极右翼的语言，中间派马克龙也抛出了“ *** 分离主义”，甚至国民阵线也不再是唯一的极右翼代表——相反，玛丽娜·勒庞的“妖魔化”策略让许多极右翼同行认为她背叛了自己的初心，转而支持更大胆、更激进的泽穆尔，包括她的侄女马里昂·马雷查尔(Marion Marechal)，她们作为马雷查尔家族的新一代，代表着一股新的极右翼势力。在接受新右翼的“认同主义”和“民族欧洲”的同时，他们并不像维纳和德伯努瓦那样是异教徒，而是更接近法国传统宗教天主教。摩尔和玛丽娜一样，乐于谈论反 *** ，但也触及更多文化议题，如反同性恋、反堕胎、反女权、反“觉醒”等，凸显其宗教保守主义，一度让他在民调中超越勒庞。泽莫尔如此咄咄逼人，以至于勒庞不得不重申他对面纱禁令的支持，以重振他的旧票仓。从当初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青年圈，到现在的新生代，法国极右翼不断变换战术，距离选举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正如葛兰西所说，“我们必须知道这一切，同时不要忘记最终目标:通过他人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自己更好地了解他人。”确定其来源并挫败其目的。

编辑:秦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