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付正]

前几天，这样一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按我的理解，题目指的是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重庆人和四川人对国家大局的奉献，而不是重庆的城防。当年重庆的城防就是个豆腐工程。否则怎么会有“大隧道惨案”呢？

今年6月5日是重庆“隧道大屠杀”八十周年，但 *** 上鲜有声音。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健忘，而是因为民国 *** 的下限太低了——因为比起南京大屠杀、花园口惨案、河南饥荒、长沙闻喜大火...，隧道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在民国史上真的没有那么显眼。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轰炸，这是继1937年4月纳粹德国轰炸格尔尼卡后，法西斯团伙对无辜平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家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为了控诉纳粹对西班牙平民的暴行，创作了名画《格尔尼卡》(guernica)，使这座鲜为人知的小镇名扬天下。

霸道的西方列强非常善于宽厚待人，大笔一挥，不仅赦免了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鸠山由纪夫、重庆大轰炸的罪魁祸首德彦，还赦免了其他一堆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比如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高级顾问石井四郎:

必须指出的是，2012年9月10日，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或其遗属正式 *** 日本 *** 。时隔两年半，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 *** 院宣判重庆大轰炸民事索赔案一审结果，188名原告败诉。

五四大屠杀

1937年10月下旬，国民 *** 决定迁都重庆，这座繁华的山城随即成为日军空军空士兵的目标。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前，日军轰炸以小规模试验为主。随着10月武汉会战尘埃落定，轰炸迅速升级。

比如1939年1月14日，日军飞机轰炸万县，目标是广济小学，造成100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50多名学生。1月15日中午，日本飞机轰炸重庆渝中区，造成119名平民死亡，166人受伤，92间房屋被毁。

日军轰炸损失尤其惨重。当天，重庆市警察局下令各机关公务员家属自动撤离，必要时强制无固定职业的市民撤离并迁出市区。

当月28日，国民 *** 行政院会议通过了《重庆市城市建设委员会组织规则》和《防疏散空区建筑规则》。明确规定成立“疏建委”。

4月10日，重庆市城市开发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重庆警备区总司令刘智任主任，蒋志成、李根谷、洪有兰任副主任。他们很快制定了一系列非常详细合理的疏散计划和区域建设计划。

……

*** 正在尽力为人民服务。但是，没用。

5月3日，27架日军飞机于中午1时左右空袭击重庆，投下炸弹166枚，炸死平民673人，炸伤350人，炸毁房屋1068间。4日下午6时，27架日军飞机再次袭击重庆空，投下126枚炸弹，炸死平民3318人，炸伤1937人，炸毁房屋3803间。

这两天被称为5月3日和5月4日爆炸事件。所以，“五四”不仅是青年节，也是重庆人苦难的纪念日。

惨重的损失不知何故 *** 了 *** 当局。五月四日，蒋介石告诉有关方面:“重庆附近军队的官兵，应迅速替人民灭火，保护伤员，搬货回家，使整个行动有计划。限制令规定今晚详细报告。”更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表示，“拨款50万元人民币救助受灾公民。当你提高声音，你就会知道，刘总司令和江市长将在晚些时候制定一个计划，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接纳难民，并有效地营救他们。关于地方保护工作，各守备部队均应出动，谨慎处理。”

说实话，看国民 *** 的官方记录，总给人一种很成功的感觉。就像看中央日报一样。国军必胜。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4月10日建委成立当天的《中央日报》2版(国内新闻版):

看这些标题:“向塘光复，敌退南昌；我军在鄂中总攻大获全胜，广东各路挺进，江南交通线被我大规模破坏。击退黎阳之敌；苏北对敌进攻成功，1938年日本经济活动衰退，对美贸易一落千丈，晋南攻打万安，空军队协助扫荡敌军阵地，主席表彰中条山守军...总之，形势绝对精彩。

对了，总司令刘智，稀疏建设委员会主任。这个人在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形象深入人心:如果他只是一个“猪将军”，在战场上顶多是无能，不会害民害政。可惜这个人对于腐败的“智商”一点都不低。

我在为写这篇文章找资料的时候，看到有学者在论文中曝光了刘智总司令在重庆抗[/k0/]工作中的“所作所为”，转述了一些，供大家评论——

*** 任命刘智为重庆警备司令兼防空司令。他正好借此机会要求成立专门的反[/k0/]部队，这需要国民 *** 来弥补报销。看起来合理吗？但是，别忘了民族将领的传统艺术能力。

其实所谓的反[/k0/]部队，大部分都是由以前的驻军兼任的。人多了，但不多。交空，不是正好吗？比如反[/k0/]通信队换成警备司令部通信连，通信连按月伪造花名册，领双薪。当然大部分都落入了刘智自己的口袋。

当然，刘智很善良，不忘让兄弟们淋湿。他规定，通信连的连长每月多拿50元的办公费，分配到防空总部的官兵每月多拿4元的勤务津贴。

重庆抗联[/K0/]部队劳动队以改造罪犯的名义，在监狱里雇佣了大量的流氓和扒手，省下来的工资自然大多分给刘智的亲信。

有什么样的军官，就有什么样的士兵。“五·三”和“五四”轰炸造成了无数的人员伤亡，部分原因是日军使用了 *** ，而重庆的房屋大部分是木质的。面对越来越大的火势，各部队互相推诿，在灭火工作中拖后腿。刘智只好下令，谁挑一担水，赏1元钱，这才调动了各路大军的积极性。起初，只有20多处火灾。此时已经是全城火了。

调动消防车不是看哪里火势猛，而是先保卫达官贵人的豪宅，甚至驱散，效果很差。大火过后，大批居民被疏散到乡下，部队趁机到处搜刮财物，甚至把烧毁的房屋稍加修缮就占为己有，后来又让房主高价赎回。

……

*** “体恤民情”、“有所作为”的举动，不可避免地为下一场更大的悲剧埋下伏笔。

“操作102”

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为尽快解决“支那事变”，加紧推行“南向政策”，对重庆发动了新一轮战略轰炸，即“102号战役”。

为了保证作战计划的实施，日军还抽调了驻扎在东北的第12和第89重型轰炸机营对付苏联，以及驻扎在太平洋的第11和第22飞艇空部队防备美国，并使用了新式 *** 和重达800kg的重型炸弹，以保证不间断轰炸重庆的条件。

据说，1956年2月，何和有一次关于1941年重庆大轰炸的谈话——

问何:你们在重庆的时候，经常遭到猛烈的轰炸，是吗？

何秦英回答:总是有轰炸。更讨厌的是日本的“疲劳轰炸”。你们叫什么名字？

冈村:日本被称为“神经轰炸”。

胡:连续一天轰炸，让人无法工作。

冈村:我所有的下属都这么做了。

胡先生:谢谢，谢谢！

冈村:但是那里的气候太差了，飞行员受不了。

他: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句话叫“蜀狗对着太阳叫”。

冈村:你家被炸过吗？

胡先生:我的住处被炸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反[/k0/]洞吗？

他:但是如果你被1000磅的炸弹打中了，就算你躲在空洞里，人也会抖。这种情况前后发生了三次。

我在李进荣和杨晓写的《战争年代》一书中看到过这段对话，但我没有核实过真实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一颗能让何这样的军政要员抖几下的重磅炸弹，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当然，他秦英有条件与冈村宁次谈笑风生，但他的谈资是由无辜的中国人用血肉堆砌而成的。

重庆是中国的雾都，每年平均有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被云笼罩。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一年没有多少时间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即便如此，日本人也能大有作为，让人唏嘘！

我们来看看1941年5月和6月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的次数和频率。据原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重庆市档案馆联合统计，5月，日军飞机共出动4次，到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1时，分别投下63架飞机和147枚炸弹。9、80架飞机，投下180枚炸弹；投下1054179枚炸弹；16日有63架飞机，投下172枚炸弹。

6月，日军飞机空攻击频率增加，10架次，到达时间从上午11时延长到晚上10时，1日分别投下27架飞机和169枚炸弹。投下227278枚炸弹；5、24、82枚炸弹投下(本次会议将专门讨论)；投下73182枚炸弹；1172154枚炸弹；14、34、77枚炸弹投下；15日投下27架飞机和59枚炸弹；28、53、43枚炸弹投下；2963152枚炸弹；投下了3048138枚炸弹。

对比同期欧洲战场的轰炸规模。例如，1940年8月13日，德军出动480多架轰炸机袭击了英国的9个机场。再比如，8月25日，英军出动81架轰炸机空进攻柏林。比如9月7日下午5点，德军出动372架轰炸机，其中247架闯入伦敦市区，投下335吨高爆弹和440吨 *** 。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日军轰炸重庆的规模仍然不大，但杀伤作用却远远大于德军轰炸伦敦。

有人可能会说，那时候中国还是农业社会，当然预防措施和疏散条件远不如工业化程度很高的英国。但作为半工业化国家，日本也远远落后于纳粹德国。更何况，重庆真正造成巨大伤亡的是日军的炸弹吗？

“防止空对中国极其可耻”

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6月5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投下82枚炸弹。这期间投下的飞机和炸弹数量都不多，但到达的时间与以往不同——不是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而是晚上7点到10点之间。

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日军出了什么事，导致这一天来晚了。毕竟当时重庆还没有霓虹灯，晚上轰炸不划算。

结果，轰炸摧毁了19栋房屋。然而，国民 *** 却在这一天为轰炸创造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日军夜间突然轰炸，让重庆市民措手不及。按照以往的习惯，他们总是白天躲在郊区，晚上回城购物。谁也没想到，18点18分，防[/k0/]警报突然响起，一直到23点27分，持续了5个小时。

街道一片混乱。惊慌失措的人们涌入反[/k0/]洞，原本可以容纳5000人的较场口隧道一下子挤进了上万人。

反[/k0/]隧道超载，通风设施存在严重设计缺陷。根据西南师范大学和重庆市档案馆联合编纂的历史文集《重庆大轰炸》，连“通风设备都没有启用”！

原因是管理部门未能向兵部行贿，延误了通风设备的验收。反正他秦英是不会和普通人挤一个坑对抗空的。

根据时任重庆隧道工程处副处长谢元模的报告，行政院直到5月26日才批准国防部空本年度的工程经费，距离6·5隧道惨案只有十天。去年的工程款大部分被挪用，导致三分之一的呼吸机设备因缺钱被退回工厂。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只有空的警报响起一个多小时后，隧道才处于严重缺氧状态。

按照日军的疲劳战术，24架飞机，3到5架一组，分批轮流进入重庆市区骚扰空。按常理，反空部队应该在每一批日军飞机轮换的间歇解除警报，好让人出洞换换空空气。但前线管理人员四次致电防空总部，报告空脾气暴躁，要求暂时解除警报，打开洞门换气，均被置之不理。

晚上9点，也就是警报空响起3个小时后，洞内氧气耗尽。垂死的人群出于求生的本能，拼命向洞口挤去。它们扭成一团，尖叫、哀嚎、 *** ，甚至一个接一个地踢向空中，响彻整个洞口。

至此，防御空指挥部勉强同意解除紧急空攻击警报，改为一般空攻击警报。但是按照反[/k0/]洞的设计，大门是由内向外关闭，由外向内打开，洞内拥挤的人群让管理人员根本无法打开洞门。

午夜11点，针对空的警报正式解除。管理人员打开木门，洞内幸存者因长期缺氧吸入新鲜空气体后突然晕倒，人堆堵住洞口。窒息而死的人脸色发青，口鼻流血，你一把抓住我，把我拉成一团。他们的样子很可怕。直到天亮，当局才开始派人清理大隧道里的尸体。因为遇难者太多，隧道口附近无处堆放。当局一边派人清理，一边派车出城草草掩埋。

辛亥革命老战士、著名诗人杨沧白目睹此情此景，愤然写下诗句。其中一句是:“什么意思，修罗在尘，一夜千人如秦坑？”另一个是:“不知道怎么杀人，却漠视人命要辞职？”诗的最后一句只是最上面的部分:“防止空被中国羞辱！”

幸存者的记忆

田泽洲老人回忆说:

“我先回家，第二天去婆婆家。我到了没多久，我店里一个做面条的就急匆匆的来了，说我二哥前一天晚上在山洞里闷死了！

一开始，我不相信。我二哥是空掠袭者，可以自由出入山洞。他怎么会窒息而死？

我赶回较场口，那一幕让我全身的血都凉了！我二哥的尸体是在我爸家里被一个哥哥发现的。当我看到尸体时，我吓得跪倒在地。

他的头发全被扯破了，衣服全被扯破了，肚子也破了，身体被挠得粉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兄弟，他的语气是不是一落千丈？！

我把他从乡下叫回来。他为我而死！

哥哥那天进了十八梯入口(按，较场口隧道入口之一)，门是关着的，我出不去。我爸从演武大厅的入口进去的。他把嘴贴在潮湿的岩壁上逃走了。

但是他出来的时候看到了二哥的尸体，他气疯了。我把他发配到乡下，他就疯跑了。他被疯狗咬了，得了狂犬病。他无法呼吸。他痛苦地啃着床和碗，满嘴都是血。他也死得很惨。

二哥死的时候，二嫂和他结婚才三年，女儿才一岁。小姑在家闹，离家出走，我妈心烦。最后二嫂走了，把女儿留给了我妈。

几年后，我妈带我外甥女去上班，遇上了暴风雨，房子塌了，两个人都死了。

……"

隧道大屠杀的真实场景之一，拍摄于1941年6月6日。

王长玉老人回忆道:

“6月5日，我在南岸。第二天，我听说有人死在大隧道里，周海泉(王长玉的丈夫)可能也死了。

我急忙过河到较场口，一看，天哪，到处都是死人堆。儿童和成人的尸体堆积在唯一的电影院的大坝上。没有一件衣服是好的，尸体被抓被咬的血肉模糊。

最让我伤心的是一个带着孩子和男人撒谎的母亲。她对着她的孩子哭，然后对着他的男人哭。

我开始哭，我的男人死了。我该怎么办？我才19岁。

我哭着找，却找不到我的男人。下午听说他没死，心里松了口气。

但是，我再也不希望老公留在城市了。于是，我们搬到了江北茅溪的乡下，从此做了农民。

多年来，我都不想提起那一天。太惨了，一提就头疼。"

另一个老高漫·文健是保护团的成员。悲剧发生时，他的左脚卡在了木桩里，因为一名受害者在窒息的最后痛苦挣扎中抓住了他的左小腿，导致他的左腿终身残疾。根据采访者的转述:

“从洞里抬出的死尸，先装在各善堂随时可用的薄棺材里，再用厚厚的竹席包扎。

因为尸体太多，剩下的只好用20辆卡车运到朝天门河，用50艘船埋在黑石子一带。

完成这项工作花了五天时间。而他自己的杂货铺里有5个人进了反[/k0/]洞，其他4个人再也没回来。

从衣服街到木火街、草药街、白子巷、十八梯等五六条街，很多店面都不再营业..."

当局用卡车将尸体运到朝天门码头，照片拍摄于1941年6月6日。

以上采访节选自李进荣和杨晓的著作《战争年代:重庆大轰炸》，其他著作中也有不少类似的采访记录。

我常想，梁启超对二十四史的批判，无非是“帝王将相谱”，他主张写“群众史”。我们总说写历史要有群众立场。动荡年代这些老百姓的经历，不就是“群众历史”最简单最真实的一面吗？

没有人能原谅日本帝国主义或 *** 反动派，而不是别人的大度！

国家“统计”

多少人死于隧道惨案？

6月7日，防务空司令部发布统计结果，“461人死亡，291人重伤。”13日，重庆市 *** 公布死亡人数为“登记人数644人”。以上统计数据与现场感知差异太大，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于是7月3日，国民 *** 隧道大屠杀特别审查委员会发布审查报告，宣布992人死亡，151人重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6日，重庆警备司令部在给行政院的内部报告中说:“截至今天(6日)下午4时20分，共有944具男女尸体和74具儿童尸体被运出三洞。至于洞内剩余的死亡人数，由于隧道太深，一时半会儿也无从查起。”两天后，警备司令部的内部报告也说有1115具尸体。

这是什么？“校正回归”？无论以上哪个统计，无论是公开发表的还是内部报道的，都没有人相信。

《生活》杂志估计超过4000人死亡。幸存者郭伟波在《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编年史》中说，“一夜之间有近万人因窒息挤压而死”。韩，一位英中作家，也在她的自传《没有鸟的夏天》中称死者为“大约12000人”。

前田泽洲老人在接受采访时哭了:

“大地道惨案后，场门口周围阴风十几，幸存的人请道士招魂，日夜叮叮当当，袅袅香烟。死了多少人？！

有几千多人。我记得很清楚，我一个在新民报做记者的表哥告诉我，他们统计了17300人！这些人太愤怒了！

但是我怎么会忘记呢！几十年了，想说的话，无处可说，一肚子苦水，一直憋在心里，好压抑。

我已经82岁了。我的父亲、母亲、侄女和二嫂都去世了。四兄弟中只剩下我了。我还能活几天？

我死了，再也不说这个委屈了。一切都结束了..."

从国民 *** 初步统计的461人到民间估计的17300人，相差37倍！隧道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仍然是个谜，而且可能永远是个谜。

据时任军委办公厅副主任谢早生回忆:

”6月6日，蒋介石被引见给刘智、(当时任重庆市市长)和贺国光(宪兵总司令)。

蒋介石问:死了多少人？

刘智和何国光不知所措，只有吴国桢一个人轻松自如，脱口而出，用具体的数字回答，说几千，几百，几十。

蒋介石点了点头，仿佛要表明吴国桢比刘智和贺国光强。

出来后，何国光问吴国桢，‘你的回答有依据吗？’

吴国桢说没有根据，‘我知道他的性情(指蒋介石)，如果我不回答一个具体的数字，他会不高兴。他怎么知道我回答的数字是真是假，”

贺国光笑着说:‘你真聪明，真会处理事情’。

这是何国光亲口告诉我的。"

出于好奇，我查了一下惨案发生后第二天的《中央日报》第二版，标题是《福建敌人三犯阴谋失败；濉溪的激战继续胜利进行”...

6月7日，国民 *** 首次公布惨死数据的当天，是“我军收复浙东香山；泰山激战”“战争的焦点在华中，敌人企图在长江两岸消灭我游击队，八路军包围的大墓山最后被我击退”……

国军依然“英勇”，形势依然大好！

新瓶装旧酒

反空洞的通风设施存在严重缺陷，并非没有预警和报警。

《大公报》6月7日发表社评指出，“公防空洞空毒气问题已经不是新问题了。前年6月11日中山公园下隧道发生窒息事故，去年8月25日左颖街隧道发生窒息悲剧...本报对去年左颖街事件进行了记录和评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议。......也就是最近本报在上月11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讨论公防空洞的通风问题。可见，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也不是事故，而是设备差、管理差的问题。”

所有的项目资金都落入了当权者的口袋。如何做到设备“周”，管理“得当”？

此时，我不禁想起不久前 *** 省的新闻。 *** 虽然执政，但是和 *** 比起来，做的事情基本是一回事。岛内疫情持续延烧， *** 当局坚持“不普查不确诊”的做法。与当年 *** 的统计 *** 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了疫苗，更多的是谎言。

这个说法和当年的《中央日报》有多大不同？八十年过去了，中华民国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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