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雪琴

1949年秋，出生在重庆的蒙古族姑娘席慕蓉为躲避战乱随家人南下香港，在那里度过了悲惨而安定的童年。五年后，她家搬到了中国 *** 省。她开始学习绘画，创作诗歌和散文，逐渐成长为打破销售记录的现象级作家。20世纪80年代，她的影响开始蔓延到 *** 岛内，她的作品被盗版，遍布mainland China的书店。她和同龄的 *** 省作家三毛一起，成为了那个时代很多文艺青年的偶像。

1989年8月1日， *** 省解除了宗教人员赴大陆的禁令。8月底，带着无限的乡愁和憧憬，她终于踏上了阔别40年的大陆，回到了蒙古的祖籍。她到达大草原的那天晚上，她认识的亲人都已经睡了，她忍不住在寂静的星空下哭泣空。这次故乡之行成为她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此后的每一年，她都会多次回到蒙古高原，从大兴安岭到锡林郭勒，从乌兰巴托到克什克腾，穿越高山、草原、戈壁、沙漠，探访和记录游牧民族的生活，寻找隐藏在自己血液中的历史文化基因。

1989年8月，在他们家乡的边境上，族群迎接着已经返乡的席慕容。王兴功摄

她的写作题材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从以表达个人爱情、乡愁和生活为主题，到写温柔细腻、浪漫深情的诗歌，再到以散文为主，探索游牧民族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她写过蒙古长调歌王哈扎布、哈尔马克流浪者丹僧、鄂温克族女猎手玛莉亚索等人的故事。近年来，她的写作延伸到了更早的民族历史，创作了《英雄高尔丹》、《英雄布尔什维》等一系列长篇叙事诗，以此来纪念在她的人民心中代代相传的英雄。

与此同时，她逐渐加深了对家族历史根源的寻找。她的祖父穆隆加

(中文名乐陶晶，1884-1944)

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华民国 *** 监察委员会委员，国民 *** 委员，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她的父亲Xi·振铎

(蒙文名称翻译成中文为拉什敦Doc)

毕业于辅仁大学，曾任民国 *** 政委、立法委员，后长期在德国任教；母亲勒朱芳

(蒙古语名翻译成汉语为巴音毕力格)

曾任蒙古察哈尔八旗国民议会代表；埃尔博夫·尼玛·特索尔

(中文名倪观舟，1894-1936)

曾任察哈尔盟明安旗总经理，创办学会翻译出版蒙汉书籍，因反对日本干涉内蒙古自治运动而被暗杀。

当她翻开厚厚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时，发现自己家族成员的名字频繁出现在内蒙古近代史上。他们为民族救亡流过血，甚至献出了生命。她的家族卷入了蒙古寻求民族生存的血泪史。对民族和家族历史渊源的追寻，让她意识到自己与这片广袤的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自从踏上那片高原，她在精神上从未远离。

她在文中感叹道，“那是曾经有成千上万匹优良的小马驹，无数只洁白温顺的绵羊，许多在草原上驰骋的充满活力的骑士，那是永恒的理想，那是无比痛苦的牺牲，那是曾经在蒙古近代史上留名的家族！在那里，它是一片废墟。”穿过黑暗斑驳的隧道，一切仿佛是上辈子的事，她对家乡的感情越来越炽热。

由此，她的散文写作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格局。当她彻底融入蒙古同胞这个大家庭，成为其中真正的一员，她开始关注现代文明的一些更根本的命题，追问什么是现代，什么是传统，什么是民族国家。她为肆意污染对草原生态的破坏而呐喊。她说草原属于全人类而不是游牧民族。草原的生产力取决于牧民、牲畜和草原的和谐共处。有些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可能需要上千年才能恢复原貌，这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

如今，年近八旬的席慕蓉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情绪饱满，精力充沛，但听力大不如前。年前，她推出了新的作品集，我命名为《回忆》，这是一本日记和散文集，写了半个世纪，涉及诗歌创作、同学会和家族历史。她说有些事情如果不写下来，恐怕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所以，“我给回忆起了名字，也许它们会有归属，环顾四周，呼应。”我给我的记忆命名，只是因为我的痴情。"

不管她在哪里，她从来没有停止写作。她说，现在是她创作真正的“高峰期”。她还在努力创作新的英雄叙事诗，并得到了叶嘉莹、齐邦媛、亚贤等前辈的指导和鼓励。对她的采访是在她去天津参加叶嘉莹的学术研讨会之后。他们已经认识了将近20年，他们有着血缘关系，他们与诗人有着精神上的联系，我们的谈话就是从这开始的。

和叶嘉莹的两次返校旅行

新京报:最近，您去南开大学参加叶嘉莹教授回国40周年暨中国诗歌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你的《我命名记忆》一书中，你也多次谈到叶先生对你的诗的评论。你们都是蒙古人，因诗结缘。你陪她去叶赫合找你的家乡。能说说你的熟人吗？

席慕蓉:我是叶先生多年的读者，但我只喜欢古典诗词，很多东西我并不是很懂。我们认识是因为我的好朋友王的好意，他是 *** 成功大学的戏剧教授。她是叶先生的学生。2002年3月，叶先生赴 *** 省讲学。她给叶老师发了一篇刚发表的论文，里面讲了我的一些蒙古族题材的散文和诗歌。她还让我把新出版的散文集《金马鞍》送给叶先生。几天后，叶先生说想见我。她让另一个学生石叔教授请我吃饭，让我喜出望外。

叶先生见我，道:“我也是蒙古人，我们部落是叶那拉。我叔叔曾经告诉过我，鸭河是一条河的名字，但我无法确定它的位置，也不知道这条河是否还在。我一直希望能找到它。”这条河似乎是她记忆的根源。我说:“我们去找吧！”她说:“好吧，你要是找到野河水，我就跟你回去。”当我听到这个“命令”时，我非常害怕。我怎么能找到它呢？幸运的是，一位住在沈阳的内蒙古作家巴尔盖·袁野先生帮助委托一位满族朋友，沈阳日报记者关捷先生找到了它。三个月后，好消息来了——野河水至今犹存。它是吉林省梨树县的一条美丽的河流。

我赶紧向叶先生汇报。那年9月，我们终于成行了，邀请了吉林大学的朋友做向导。一群人陪着叶老师回了老家，那是她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虽然叶水还在，但是叶那拉部落的故居没了。有人带我们去看了为拍摄而建的宫殿式建筑。那是假的。叶先生说他想看看真正的古塔遗址。他们带我们去了一片玉米地。以前，我只知道草原可以一直延伸到天边。我不知道玉米地也可以一直延伸到天边。那天晚上，红日被尘雾笼罩，玉米的叶子有点秋天的干燥，风一吹就沙沙作响。

玉米地远处有一个略高的土台。一个同伴，怕叶先生走错路，先跑到土台子上，然后转向叶先生说:“别上来，上面什么都没有。”虽然这是善意的建议，但幸运的是她没有听。那时候她已经78岁了，但是身体很好，大家都想把她抱起来。当时我有一个小小的经历，就是回内蒙古老家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好心的陪着我，介绍我，但是回去之后就后悔没有好好看看。其实有时候我需要一个人静静的看。所以，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们不上去，让叶先生应该一个人去土楼。

叶先生慢慢走上土楼。他面前是红色、紫色、棕色、深绿色的玉米和杂草，微风吹来。她一个人在站台上站了很久，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我说:“这不是小米别离的悲歌吗？我的心情怎么会和诗里的一模一样？何李李，何基苗，走颓废，中枢动摇。了解我的叫我担心，不了解我的叫我想要的...“因为是在故土上，土地一定和她有不同的感觉。当她站在一个别人眼中“一无所有”的土制平台上时，她遇到了那首感叹三千年前李蜜悲伤的诗。

2002年，叶嘉莹(左)和席慕蓉在冶河岸边。

新京报:后来叶先生81岁的时候，你陪她去了蒙古高原和大兴安岭，听起来是个大胆的举动。

席慕蓉:对，听起来有点危险。南开大学陈洪教授说要给我颁发“更佳勇气奖”，我说要给叶先生颁奖。2005年，叶先生对我说:“其实你也可以去蒙古高原。”于是，我陪她去了呼伦贝尔，大兴安岭，巴尔胡草原，登上了北魏拓跋鲜卑先民居住的石室——嘎仙洞。她成为她家族近百年来之一个回到蒙古老家的人。她一路上兴高采烈，充满诗意，几乎每到一处，都要背一首绝句。我记得其中有一句是“我老了也发不了疯，但是流浪的时候我敢自残。”家破人亡后，我千里迢迢来到家乡。"

我还问叶老师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她说，怎么可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流浪海外，所以没有机会。很高兴有机会陪她回老家。其实一路上我们有一辆不错的越野车，也有朋友帮忙安排行程。这条路并不危险。她当时身体也很好，也没什么事，只是我自己感冒了。

对绘画有强烈的野心，写诗是一种生活本能。

新京报:您在书中引用叶先生的话“读诗写诗是生命的本能”。似乎每个人都能做到。但也有人认为诗歌是所有文学门类中最依赖天赋和灵感的，很难培养。在你看来，叶先生的古典诗词教育对写诗有多大帮助？

席慕蓉:直到听了叶老师的演讲，我才知道什么是“诗教”。我不是文学专业的，也没有接受过古诗词方面的专门训练，比如平仄，音韵。我在大学里只从溥心畲先生那里学了一点点，但我根本用不上，所以我自己编的。我曾听一位学者说过:“文字不会说谎，人会。所以大家修改的时候就把不骗人的字改成骗人的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把这个观点告诉了叶老师。原来这位学者也是她的学生。她说:“你以为是你选择了这个词，其实是这个词选择了你。这个词比你想象的要早。”

叶老师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老师。她的讲课和普通的中学、大学老师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你讲辛弃疾，听完她讲，读辛弃疾的作品，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不是说其他老师讲的不好或者不对。他们都是激励过我们的人。如果他们能遇到一个好的语文老师，他们就会遇到人生中的贵人，因为他们能在学生心中挖掘出一些精神上的东西，但他们和叶老师是无法相比的。

记得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听叶先生的讲座。她说了一句话，结果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很多人看到了我，我就是控制不了。当时她正在分析欧阳修的《最近越女秋水旁采花》，说“照影采花如面，心只在彼此计较。”欧阳修写采莲女子低头望水，面花相映，心感如丝乱。女孩意识到了自己的美丽，却在其他同龄人已经远去的时候流连忘返。

叶先生说，这是欧阳修巧妙的一笔。欧阳修的深意，是从表面的美丽中，隐含着一个人内心的向往和追求，那是隐藏的生命的美丽本质。她说，“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认识和了解自己的美。”哇，真的很吓人！这句话似乎贯穿了世间万物。她觉得对不起的，不仅仅是“雾重烟轻”的采莲女，而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突然，我的心好像完全打开了，仿佛多年的犹豫和委屈都融化在这句话里。

1993年席慕蓉《月光下的白马》。

新京报:你曾在诗集《暗河上》的序言中说，写作时什么都不想。“你永远不必以写作为职业，这样你就可以远离你的野心。”这和你对绘画的态度完全不同。为什么对写作没有野心？野心对艺术创作者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人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有野心的？就是看到别人画的好，就会吃醋。以前只要看到人家画的好，我就什么都不想做，立马回家画画；有时候也不好。看到别人画的不好就有点沾沾自喜。当然，这对于一个所谓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件坏事。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个心理学家的分析，说创作者的嫉妒是肯定的，但是嫉妒不是害人和刮人的画，而是想着他怎么比我好，为什么我不能那么做。这种情绪其实是健康的——我嫉妒，但我不想陷害他，只是“陷害自己”——回家画画，不要去旅游。有时候，回去不一定会怎么样，但那种自我批评其实说明你有志气。

但我对诗歌绝对没有这样的野心。当我读到一首好诗时，我会和我所有的朋友分享。比如我刚拿到北大陈刚龙教授翻译的蒙古诗集，我向他要了几本送给我的朋友。因为诗集都是早期诗人的，我怕朋友看到前几页就停下来，觉得没兴趣。所以我跟他们说，你先看唐尼玛苏蓉的《四季》。我认为这首诗很美。全诗分为四段，共225行。你可以试着读几段:

我的家乡从远处看很美。

泪水在充满泪水的眼睛里是最美的。

站在马镫上鸣笛疾驰，真美。

鸟儿在飞驰的马蹄铁间穿梭，更加美丽。

……

有人唱歌真美好。

当有人离开时，悲伤是美丽的。

放不下的爱在我心里化作旋律，很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敲钟是美好的。

……

后来有个诗人朋友说他们有语音平台，问我要不要背这首诗。当我说我想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做了以后，好像会遇到一些更好的机会。

前天晚上，内蒙古诗人银豹·贺希格来和我一起过中秋节。他翻译了我的诗，是一个非常好的诗人。我跟他说我喜欢这个《四季》，他说整个蒙古高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然后，他打开手机，听了一段专业读本的朗读，发现“……很美”用中文说得太平淡了。我跟他说，我会用朗诵者的蒙古语原文来朗诵，但是先用汉语念，不然别人听不懂。你看，和别人分享好诗，我多开心。我发现别人写得比我好，那就是更大的幸福。

所以，这就是画画和写诗的区别。当我读到一首好诗时，人们会发疯，但我不知道如何解释我自己的诗，我也不想讲。我觉得写诗是我自己的事，我喜欢就写。如果我告诉你如何写诗，我会感到厌烦。所以，叶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她把古典诗词里的人都告诉了我们，以及他们的深意和巧妙的笔触。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当然，她用一生去做。

新京报:你的书里好像很少看到“文学”这个词。你一般直接说诗歌或者散文。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

席慕蓉:“文学”说的就这么少吗？我不这么认为。对我来说，文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阅读吸收，二是写作。读书让我发现了文字的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有些作品初读和重读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复读可以得到很多以前读不到的东西，但是你要经历幼稚的初读才能复读那些东西。我觉得文学就是这样。之一遍读一遍，重读一遍，需要一辈子。你问我怎么解释文学，我可能描述不出来。

我现在的悟性肯定比年轻时好，这是年龄增长的优势。那天，一个女生问我，我会不会为自己的晚年难过。我说:“我的每一个关节都感到悲伤，但我的理解却感到快乐。”所以，文学是我内心向往的东西。偶然遇到一首好诗，我会给朋友打 *** ，告诉他们，对我来说，讨论文学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当然，如果你想坐下来正经地读一读大诗人的诗，有时候会很累。更好的相遇是一次突如其来的颠簸，这是最奇妙的感觉。

席慕蓉画的荷花。

新京报:你说你对写作没有野心，但其实你的写作比绘画更有影响力。

席慕蓉:画画是我的功课。我对绘画有强烈的虚荣心。我希望我能画得好。至于有没有天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是不知道答案的好。写作方面，我不需要知道答案，因为我的写作其实就是在整理自己。有时候想不通，也会写日记，有的日记还很长。比如和叶老师见面，当时可能没时间写，但事后一定要补上。有人说这些话像散文，不像日记，但我就是这么写的。对于我来写，只是别忘了我并不太在意外界的评价。

一个年轻的朋友问如何写一首好诗。我心想，没有这回事。开始写吧。我很小就开始写诗，比画画还早。喜欢的可能会发表，不喜欢的却塞到抽屉里。有时候隔几年就拿出来想:“唉，还不错。”我甚至不用改变它。有一次我给《联合报》的副刊投稿。我有点想写那首诗，但我觉得不怎么样。但那天，我在报纸上看到，诗人徐很遗憾地写了一首先生的诗。天哪，他写得太好了。我赶紧给《联合报》的编辑打 *** ，说:“请把我的诗撕了，不要寄回来。”

我的文笔大概就是这样，但也有一些东西是我不得不写的。我将用散文来写它们。比如《丹僧大叔》写的是一个卡尔马克蒙古人的流浪生活。我努力写这样的文章。

1991年，席慕蓉和他80岁的父亲在台北。

诗歌是知道不可能之后的秘密想象。

新京报:你说《古诗十九首》和《古乐府》启发了你的原创诗歌，你的很多诗都用了中国古典诗词。同时，你高度赞扬了西方诗人如纪伯伦的作品。谁对你的诗歌创作影响更大？你是如何将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结合起来的？

席慕蓉:不知道。没系统看过，但记得在香港读小学时学古诗词的经历。那时候乱世，老师其实都不是标准的小学老师，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用笔顺和拼音开始教学。所以我的孩子都说我写的笔顺不对。那时候，老师和难民一样，生活很苦。他们的学历可能很高，但他们必须教我们这些萝卜，所以让我们多背诵。到现在为止，我能背很多诗，琵琶也能从头背到尾。这些小时候背过的东西，都烙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看了《古诗十九首》，因为我喜欢。我当时就觉得，天啊，这些诗的每一个字我都认识，尤其是前几个大写都那么简单，但是组合在一起怎么会这么好看呢？

你现在要问我的问题对我来说很难。我不是太骄傲回答不出来，而是真的回答不出来。我曾经跟人说我没有受过什么诗词文学的教育，但后来我想，我小学中学大学的语文课都上得不错。我算接受过文学教育吗？出国后，我读了一些法国诗歌，比如纪伯伦等人的，感受到了音韵之美和翻译之难。这些都是百感交集，不系统的。

当别人问我以前是谁影响了我，我觉得很尴尬。也许我甚至不能说出它的名字。绘画也是如此。我不标榜自己属于哪个学校。我认为我是一个素描画家。在 *** 省生活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喜欢谁，但说不清楚他作品的来龙去脉和艺术特色。但我看了他的诗，才知道他的东西都很棒，比如尚勤，雅贤，陈易之。我觉得他们的诗里有些东西是我永远无法进入的，或者说我可以进入但从来不会那样写。但我很高兴有人这么写，而且写得这么好。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少年席慕容。

新京报:你诗歌创作的巅峰是什么时候？

席慕蓉:我觉得是现在，不是现在！当然，我很珍惜年轻时写的诗，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过去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这一刻，这是我创作中一个全新的起点。所谓“巅峰”，不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而是我自己感知到的热度。对，是一种紧追不舍。现在，我真的全心全意地追求我想写的英雄叙事诗。从2010年夏天，我写了之一首歌《英雄高尔丹》，到现在还没停过。太精彩了！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居然应验了:“我相信，诗歌只能从自身出发，是不可动摇的、未用的自我。”到了这个年纪，我还能有“不可动摇，未用”的热情。我知道这是家乡给我的力量，我深深感激。

年轻的时候写诗和现在的状态不一样。我最近发表的绝句可以很好地解释这种变化。“昨天是一首诗，寻找隐藏的自我；但现在我自己去找，那首隐藏的诗。”

新京报:1949年后，随着 *** 海峡的分离， *** 省出现了季羡林、余光中、洛夫、亚贤、尚勤、郑愁予等一大批诗人。你和这些前辈接触多吗？

席慕蓉:他们都比我大很多，有的有过一些交往。我读的之一本现代诗集是余光中先生的《蓝色羽毛》。那时候，我在上中学。有一次表哥带我去植物园。出来的时候他问我要不要买书，我就在路边买了这本诗集。因为我之前写过，很多人说是我的诗歌启蒙，我觉得不是。我很佩服余老师，我们经常一起读诗。他对我也很好，但其实这本诗集我是写了两三年才买的，我只是余先生的读者。

记得有一次，余先生来 *** 历史博物馆看我的画展，是激光版画。那天他来了三次，很喜欢一个孤星，就对我说:“这个就当我的封面吧。”后来，那幅画成了他的诗集《与永恒的拔河》的封面。我非常尊敬余先生。他是如此的博学，对晚辈也是如此的友好，但真正开启我诗歌创作的却是雅贤。雅贤做过《联合报》副刊主编。我给《联合报》投稿，他经常发表我的诗。他还鼓励我，带我的同事来我家看我的画。

那时候我还小，一下子给他发了30多首诗。我跟他说我不想投稿，只是想请他帮我看看哪些好，哪些不好。他真的帮我用铅笔在每首诗上画了个勾，然后寄回给我。有的画了一个勾，有的画了两三个，有的没有，我就明白了是他的评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很受用，因为那时候我的诗集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很多刊物找我要稿子，让我附上插图。有一次开会，他走过来跟我说:“不要沦落为‘写作少女’。有的要求你懂得拒绝，自己写好，你要求什么就写什么。”我听了这句话，真的很欣赏。

所以，雅贤是我诗歌道路上的引路人。本来我是回答不了“受谁影响”这个问题的。现在我知道怎么回答了。谢谢你。我开始注意阅读余光中先生作品中的现代诗歌，然后雅贤带我走上了这条路。直到现在，我还会把我正在写的长篇英雄叙事诗寄给他，求他帮忙。我在《我命名记忆》一书中也写道，齐邦媛和叶嘉莹先生都“责怪”过我，而雅贤先生则不好意思“责怪”我，只说我的叙事诗里应该有些“埋伏”。所谓“埋伏”，就是突然袭击，突然袭击到人们的心里，让读者不会忘记这些句子带来的惊喜和欢乐的奇妙感觉。本来我是个外行。当我进入所谓的文坛时，我感到相当自卑。我不是学者，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只是个闯入者。幸运的是，我有好老师和好朋友。

《我命名记忆》席慕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9月。

新京报:你早期的诗歌大多以爱情和生活为主题，注重个人情感的挖掘和表达。你和你丈夫刘海北先生的爱情很幸福。你为什么写了这么多悲伤的诗？你的诗一般是在什么状态下写的？

席慕蓉:我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来写诗。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两个孩子要照顾。还好有人帮我做家务。我主要负责孩子们洗澡和睡觉。关于孩子的一切都处理好后，我开始写诗。我很多悲伤的诗都来自于我年轻时所受的伤害。战争的结果是，我的少年在动荡中度过，和家人一起流浪，白天像小野兽一样在森林里拼命逃跑，晚上再回到山洞里慢慢流泪。因为找不到朋友，日记就成了你唯一的朋友。

有人说席慕蓉虚构了很多情境来写诗，其实那些都是真实的。人在年轻的时候特别敏感，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很多诗都是在孤独受伤的时候写的。所有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诗是一个迷茫的人，用迷茫的心去认同自己的现状。我在诗里的一些感受，肯定是我自己的，但有时候也有一些计划。所以我曾写道，“诗是挽留，为了一切留不住的东西；诗是表达，当时不能也无法表达的迷茫和热情，以及萌芽初期的不舍；诗歌是知道不可能之后的一种隐秘的想象:如果，如果可能……”

新京报:你以前说写诗从来不勉强，但这几年你“反复要求自己写，仿佛是日日夜夜记在心里的心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愿望？叶嘉莹先生说，你的长篇叙事诗不如抒情诗，这些诗的成就未必高。齐邦媛先生也说你“力气不够，写不出史诗”。你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有什么看法？

席慕蓉:之所以要写英雄长诗，是因为回到内蒙古老家后，我发现了一个极其丰富的新世界。这个世界对外界来说是未知的，我也不想了解，但对我来说是一种诱惑。我想慢慢把它们写清楚，这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还有人说我有使命感，在捍卫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事实上，我不是。我只是遗憾前半生没能仔细了解我的家乡，我的民族英雄处于被误解的状态。草原上，人们心中代代相传的英雄，在中国史书上的记载都是表面的功过，甚至是误解。我不能说这些记载是错的，但我总觉得那些解释离游牧民族的真相太远了。

我向叶老师坦白，我知道自己文笔不好，达不到想要的水准，但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的都是这些英雄的事迹。她说，如果是生活本身的欲望，那就写吧。只有遵从命令，才能实现生命本身的要求。所以诗歌即使成就不高，也是值得完成的。听了她的意见，我觉得一切都变得明朗了，没有负担了。非常感谢叶老师和齐老师。现在还在努力，一直在改。

从个人乡愁到对游牧群体的关注

新京报:你的写作从个人的乡愁转向了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和代表人物的关注，写了哈札布和丹大叔等人物的故事。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席慕蓉: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还是要感谢两位先生。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的贺希格·陶克陶教授。他曾为我写给海的21封信作序，把我的蒙文写作分为三个阶段。之一个阶段是个人的乡愁，第二个阶段是对民族文化的了解，第三个阶段是对自然更广泛的了解。另一位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张驰教授，他于2016年在 *** 东吴大学举办了“席慕容研讨会”。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研究我写作主题和风格的变化，我很惊讶他是如何看待的。2019年， *** 省出版了一本关于我的研究文集，并选登了他们的文章。

在我的前半生，我没有办法了解我的家乡。1989年46岁之一次回去的时候，觉得自己老了。我没想到我会在接下来的30年里一直跑步。这几年，在母亲家乡克什克腾的草原上，我追踪了几个牧民的生活。除了记录采访，我还和当地的一位摄影师合作，跟踪小马群的家庭生活，从小马出生开始记录。

2019年9月，席慕蓉出席叶嘉莹教授回国40周年暨中国诗歌教育国际研讨会。

新京报: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密切关注游牧民族。除了血缘因素，它的历史文化艺术对你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

席慕蓉:你进去就知道了，我们60年代就开始了所谓的环保运动，而游牧民族早几千年就开始了。游牧民族最珍惜自然，最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里面的学问极深。不要小看牧民。如果你研究它们与自然关系的细节，你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千百年来，游牧民族一直生活在如此脆弱的生态环境中，深知草原并非天生就那么好。草原的生产力是靠牧民、牲畜和草原的和谐共处来维持和发展的，而这些东西，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不仅在东方，在西方，北欧游牧文化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让他们处于黑暗的角落。

如果我们把那些把生态维持得如此之好的族群视为过时，认为他们在现代文明到来时就应该消失，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什么是现代文明？在很多人眼里，似乎等同于所谓的科技文明，仿佛只有拥有科技文明的人才有资格活下去。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不就是现代活人吗？我们对“现代文明”的定义不应该太狭隘。如果我们敢用“现代文明”这个词，我们就得对现代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负责。我很喜欢比尔·盖茨宣扬的“大历史”概念。如果把宇宙的全部历史浓缩成一天，那么人类只会在半夜出来。从某些方面来说，人类真的是很可恶的生物。如果以现代文明自居的人类，只把电脑、移动通讯、远程教育传给游牧民族，只会对游牧文化有利，不会有害。但如果去草原上发展工农业，破坏草原的活力，那就与“现代文明”的理念背道而驰了。

新京报:你在《独幕剧》这首诗里说，“没有一片我们可以安静休息的土地/把它当成我们心中的故乡/这也是我们最深的困惑/我们一辈子都要在自己/故土扮演永远陌生人的角色”。你们这一代在 *** 省被视为“外省人”。虽然你回到内蒙古有大家庭的温暖和归属感，但也有陌生人的孤独感。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情绪的？

席慕蓉:这首诗应该是我刚回去的时候写的。当时肯定是诗里说的那种情绪，现在不是了。起初，我对家乡的感情完全控制了我，但现在我知道我是一个现代人。昨天有朋友说蒙古人很有同情心。我不对。不只是蒙古人有同情心，全人类都有同情心。对现在的我来说，不是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没有了，也不是我想成为世界公民。我认为仍然有必要拥有不同的民族和文化，这样世界才会有吸引力。如果我写一首长长的蒙古族英雄叙事诗，我会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蒙古族。因为我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蒙古人，我知道大家都是一样的。我的理解让我对自己更加宽容。

席慕蓉(王纪言摄于2013年香港书展)

新京报:你们这一代 *** 人都有乡愁。现在 *** 省的年轻人对大陆的感觉如何？

席慕蓉:我不能替别人回答，因为没有观察，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的女儿)觉得我很麻烦，因为他们经常在读诗或听歌时哭。他们小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们去买童书，翻到唐代诗人魏的漫画《呼玛》:“呼玛，呼玛，把它放在山下很远的地方。它在沙地和雪地上滑行，独自嘶叫着，它停下来看了看东方，看了看它，发现自己迷路了。迷路了，迷路了，草长莺飞。”那是我之一次读到这个词，眼泪夺眶而出。两个孩子转身问怎么回事，说:“这是童书。你哭什么？”我给他们看了这个字，女儿说:“你就是麻烦！”然后把书放回书架，而我儿子更甜。他把书拿出来说:“妈妈，我们今天就买这本吧！”

后来女儿去了美国学音乐。她弹过钢琴，现在在美国大学教钢琴演奏。1995年，她刚去的时候，半夜突然给我打 *** 说:“妈妈，我以前看你听唱片的时候哭，觉得你很麻烦很无聊，但是今天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了，因为今天晚上蒙古图瓦合唱团来我们学校唱歌，他们的声音一出来，我就开始哭了。真的很奇怪。也有西方同学说唱的真的很好，但是歌里的落寞和孤独只有我自己知道。它似乎离我很近，我知道你为什么哭。”然后她说:“妈妈，带我去蒙古吧！”

我儿子更是崇拜他的爷爷，他活着的时候去了蒙古；后来爷爷走了，他很怀念，跟着我回了内蒙古。那么，你认为你需要担心吗？从我自己的两个孩子身上可以看出，只要时间到了，他们对家乡的感情自然会在generate中出来。

新京报:看了你写的蒙古歌王哈扎布的传奇故事，特意听了他的音乐。虽然听不懂歌词，但也让我哭了。

席慕蓉:哇，他的长调真厉害。你会认为那是来自天空的声音。长调必须用蒙古语唱，不能翻译，因为歌都是从母语长出来的。蒙古长调之所以被全世界所称道，不仅在于它的美与苦，更在于它能把歌者和听者都提升到一个美好的高度，这在平常的生活中是很难达到的，但从古至今都是大家所向往的。当我们听到Hazab感到感动时，我们就会产生共鸣。

徐雪琴

编辑许巍散步

校对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