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旭(黑龙江大学创业教育学院讲师)

读书是一件高雅的事，也是一件平常的事。有好书的人，读书等于穿衣吃饭，两者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历史上不同的人在读书上有不同的特点，有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好解”的洒脱态度，也有陶弘景的“读万卷书，无所不知，自惭形秽”的谨慎态度。在中国现代学者中，有很多读书的种子，黄侃就是其中之一。

黄侃笔下的纪纲，在音韵、训诂、文字、章句等方面堪称一代宗师。在现代森林研究史上，他的野性个性是众所周知的。当时人们评价“黄以国学著称，但也以骂人著称”。如果抛开流言蜚语，走进黄侃的日常生活，可以发现他学习很认真，很努力。他在学界的阅读旨趣和 *** ，继承传统，开拓新路，在世界读书日之际重温，可供今天的读者借鉴。

黄侃今年49岁。

阅读应该是“选择性的”

黄侃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当他四岁的时候，他跟随蒋寒学习。据说“先教论语，每次只给四五句，一流利就能背出来”。有一次他随父亲游览成都武侯祠，在父亲的指导下，他能马上写下庙墙上挂着的对联，诵读经文。他每天还能读上千个单词，所以他被称为“圣子”。二十五岁左右，他已经在学习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章太炎曾说他当年收的弟子中，有成就的只有黄侃、钱和三人。三者中，黄侃和钱精通小学，而黄侃尤其擅长音韵和文辞。黄侃此时的治学旨趣和规模，也可以从黄侃的著作中窥见一斑，如《国故论》、《日本学社书》等。

1912年章太炎、马良、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致夏考书》，收录了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27岁的黄侃作为小学和文学词人被列在其中，可见人们对他的学问的肯定。到了二十八岁，黄侃已经提出了《古音十九类》和《古韵二十八首》的理论，并开始撰写《音律》。前者是划时代的音韵学思想，后者也是黄侃音韵学的重要著作。次年九月，黄侃受聘为北大教授，讲授词、词、章的研究和中国文学史。从这样的参赛作品来看，黄侃确实很有天赋。

但黄侃之所以年纪轻轻就如此博学，并不完全是因为天赋高，还因为他善于阅读和把握经典。在读书上，他主张“富而能约”，以精读几部经典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基础。黄侃中曾有一句话:“进博会，必先有基础。”他最勤奋的书是《十三经》、《说文解字》、《广韵》、《昭明文选》、《汉书》、《新唐书》。在他的日记中，他曾经说过:

生活中学过一些书，比如文选，盖了十遍，汉书，盖了三遍。注圈知识，黄丹烂透了。《新唐书》先念，后念朱点，再念墨点，也是三遍。《说文》、《尔雅》、《广韵》几乎数不过来。

对于这些书，他反复圈出韩庸，其中《说文》、《广韵》、《尔雅》是他看得最多的书，圈出“几乎数不过来”。他的学问还以这三部书所代表的文字、音韵、训诂而著称。这是一种“立硬寨，决一死战”的 *** ，即在浩如烟海的书山中，找到自己喜欢的良田，然后扎根，以此为基地，再向四周扩散。

黄侃对应该精读的经典非常熟悉。据他的学生吴回忆，有一次中山大学的一个人问黄侃一个典故。黄侃云出自《汉书》，随便背了一大段。吴大吃一惊，问吴先生怎么背了这么多《汉书》。黄侃回答说:“如果你不会背《汉书》，你能教什么书？”这种语言听起来很不屑，但却是自信的体现。日本学者吉川小次郎也在《我的留学》中记录了他与黄侃相遇的一段轶事。吉川在中国留学期间，对经典诠释中的《谷亮传》部分有所怀疑。他问过北大很多先生，都没有得到确切的解。他在南京拜访黄侃时，之一次见面就问了这个问题。黄侃当即表示，这是宋人的校语。黄侃不用翻原著就解决了吉川长久以来的疑惑，令后者佩服不已。与黄侃进一步交流后，吉川小次郎不禁感叹:“这个人才是真正努力学习的人！”

《黄侃日记》手稿

读《择要》，可以事半功倍。黄侃钦佩他的老师刘的学识，而刘是民国时期一位年轻而著名的人。黄侃:“你到死也读不完世界上所有的书，就选你想要的吧。”刘舒在三十五岁时开始学习，他必须选择正确的 *** 。“我就是这个意思。正因为刘可以选择自己想读的书，所以他三十五岁就可以学习，而且收入比那些脑袋不好，拿不到的人要快得多，也远大得多。

实际上，黄侃的选读精要、熟读精要的 *** ，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曾国藩说，“浩如烟海的书籍，浩如烟海的作家，若不是一个人的肚子能灌醉的，只要慎重选择就行了。”意思是古今著述甚多，犹如长江流水。如果一个人想喝光所有的水，那只是天方夜谭，所以一定要信守承诺，选择重要的部分仔细阅读。他还举了韩愈的例子，说韩愈作为古往今来的大学者，一生所熟读的书只有几本。既然在阅读上有所选择，那么对于所选的重要名著，就要有所擅长。朱“读书不贵，而只贵熟”。他还说:“读十遍，不要和读一遍说再见。读柏桐和读十传是不一样的。”这就意味着读书贵在熟。从这些先贤的良言中，可以看出黄侃读书“择要”的文化渊源。

你要选择你想读的东西，不能在阅读的过程中东张西望，分散注意力。尤其是很多卷帙浩繁的书，需要以一以贯之的精神去读。《论语》记载鲁兹，说“鲁兹能闻，而不能行，恐闻”。也就是说，在鲁兹获得一些知识之后，如果他不能彻底消化和应用它，他永远不会贪得无厌。在黄侃的日记中，他记录了自己对《清史稿》的阅读:“从今以后，我们要尽力对待清史。清史没看完，千万不要看别的书。这么多年来，一次写两本书是最不幸的事。”《韩非子》说:‘数字化转型不成功。’多好的箴言啊！“就是这个意思。

对黄侃基础经典的精于研究也得到了当代许多学者的肯定。他在北大属于守旧派，对提倡白话文的胡适、钱等人，他没有虚情假意，甚至嗤之以鼻。双方都戒备森严，但他的知识也钦佩胡和钱。胡适曾评价学者 *** 说:“公职人员( *** )的才能是很高的。如果他们整天喝酒骂人，不好好学习，怎么和别人竞争？有天赋不努力是不行的。章太炎和黄继刚很有才华，他们很努力。”可见胡适对黄侃的努力是有深刻印象的。

同样致力于古典学的张舜徽，曾在日记中与罗鸿凯一起评论黄侃。他说:“黄聪明睿智，但治群极勤，小学读书，并无不妥。这种所谓的“愚者守之”，是古往今来独有的。”

天赋高，但不被滥用。选择了自己的方向，就会不懈努力。这就是张舜徽称赞黄侃“守拙”的精神。

黄侃批《说文解字》。

广泛买书阅读。

黄侃对精读书籍的选择非常严格，他学习也很努力，但绝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浅薄之人。除了精读，他还有很多泛读的书，这从他买的书的种类繁多就可以看出来。爱书的人往往喜欢买书。手里拿着一本书，笔墨精细，舍不得蹭，是书房里的一大乐事。黄侃买书不像一般藏书家只是为了装门面。他买对自己学习有用的书。只要有用，哪怕书价很贵，黄侃也毫不犹豫地投稿。许在《黄侃读书 *** 管窥》一文中的《在Nagusazuke书店取钱》中就曾谈到这一点。

比如黄侃曾经省吃俭用，用了四年时间把四个系列都买了，这让他很开心。虽然书价不是零头，但他还是在晚上用名酒庆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开香槟”庆祝，因为他买的都是好书，可见他爱书的诚意。还有一次，他从四库全书买了一本新的《旧五代史》影印本，觉得“印刷精美，纸张与原作无异，真是一本好书”，于是“反复把玩，不胜天堂”。黄侃在日记中记录，短短三年时间，他买书几乎花了8000元，这在民国时期是一个惊人的数额。为此，他解释说:

那些为了这个，宁飞是不是疯了？希望自己在学业上能有所成就，儿孙们能读懂珍惜。但是，如果书架上有书，缺什么还不够，那你想想总该买吧。

所谓“应该上架的书”，就是黄侃认为对学习有益的书。他还说:“重要的书不是一下子就准备好的。如果我们强调版本，那是藏书家的事。我这一代只想读书。”讲述了自己买书读书的兴趣，和那些只知道弄各种秘籍珍本填查甲的人不一样。因为对学习有益，黄侃买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不受自身兴趣的限制，只要有用就买，避免心胸狭窄；二是系统买书，求完美，求准备。如果他想了解某个领域的知识，他会先列出该领域的相关书籍，然后大量购买，并按图依次阅读，这样就能对某个学科有透彻的了解，而不是浅尝辄止。

他对甲骨文相关书籍的获取，也可以看出他广泛购书阅读的特点。黄侃的学问本来就不在金石学上，但他主张读俗书，并不看重当时重视出土文献的人。他对王国维非常挑剔，曾经在日记里大加斥责。王国维的弟子姜亮夫曾经拜访过他，但他也看不起他，说:“管龟壳的……不是我的弟子。”但是，如果你仔细阅读他的日记，你会发现他购买了大量的甲骨文书籍，如1929年，他曾委托人购买了石地图，石花园，小蓬莱阁的石头，汉代的石刻记录，鹿寨的古代记录，青衣阁的古代文物，殷墟的考证和解释书，铁云储存龟后的殷墟书。买书的同时，他也认真校对相关书籍。例如，他在1929年的日记中提到，他收集的宋人墓志铭相当完整，他准备依次读完《吉谷陆》、《考古图》、《唐笑陆机》等9个墓志铭。金石学，尤其是甲骨文，本来就与金石学密切相关。黄侃虽然没有把金石学、甲骨文学的知识视为理所当然，但他仍然广泛收集和阅读相关书籍，不断扩大自己知识的边界。

黄侃手批《尔雅义疏》。

学习有恒心，有毅力。

黄侃的学生曾经记录过他的讲课内容，其中有“读书要注意三件事”的说法，之一件事是“确定”，意思是“学习有确定的时限和确定的课程”；第二件事是“持之以恒”，也就是说，永远不要厌倦，养成勤奋的习惯，永远不要在作业上放假。即使有间断，也要补上。黄侃自学，确实遵循了“笃定”“恒常”的规律。黄夫人黄侃菊英曾回忆说，黄侃每天从早上五点开始读书，没有间断，晚上坚持写读书笔记和日记，一直到半夜。读书时，他很勤奋。

书房外，黄侃十分活泼。他喜欢喝酒，听戏剧，拜访和与朋友聚会。在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和朋友喝酒聚会，拿着蟹爪和酒杯，对着对方吟诗的记录。但难得的是，一旦回到书房，他似乎忘记了盛宴，开始在闪烁的灯光下看书。就像1931年12月12日，他在

黄侃在学习上有“每日一课”，有时候年初就计划好了。比如1922年元旦，他在日记里写下“这一年打算做什么”，内容包括:1。他开始编纂一部很长的经典声音集；第二，对待《说文》之前；第三，翻史籍，编“篇”；4.抄写和记录诗歌和手稿。这个计划不仅包括阅读，还包括写作。更明确的是，1928年7月3日，他在日记中修改了作业，分为六类，即每天参观汉简；校《经典释义》两卷；《点经书》两卷，《新唐书》一卷，所有古代三朝秦汉三国六朝五卷；翻翻关于实践学习的书籍；写；金钱诗。

他这一年的作业每天都写在日记里，一天一天，没有间断。即使有杂事，第二天他也会继续。比如七月九号，一个朋友来找他吃饭，跟他聊到十一点。结果那天晚上他的作业没写完，第二天却在日记里补了一句:“毛政起床了，还回去正常上课。”今年七月中旬似乎很热。他在11日的日记中写道:“晴热(90度)。没日没夜的打扰就没法学习。”于是打算早起去鸡鸣寺借地看书。起床后，他先去了金陵大学，发现朋友王栋的办公室很凉快，干脆就坐在王栋的办公室里学习。在这样燥热的日子里，他依然翻着新唐书，拟着宋祁的文章，拟着五七句唐诗，刻着汉简，印着诗词，读着全侯汉文，功课一个不落。

这年8月19日，他修订了日语课:《钞票》《古诗目录》；学校《经典解读》；点击“全古代”到“隋文”“全唐诗”；翻书的属于目录；汉晋简牍；选宋紫晶的文字；读他岳影纪灵。”

他每天课的调整和学习进度有关，但大体形式没变，还是抄书，校对书，订书，翻书，抄写，写作。还有泛读和精读，动手思考，这是极其充实的。由此可见，他教导学生“有时间限制，学习有固定课程”。

黄侃的阅读作业不只是一般的阅读。对于精读的书，他一定要标点符号，随时抄写，看完还要反复复习。比如《十三经》就是他经常评论的书。黄侃在教学生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个人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需要有一定的成就，否则软弱的性格会变得颓废，而坚强的性格会变成不学无术的傻子。孔子曾说:“四十而五十，不可畏也。”他是这么说的。黄侃把这个时间提前了二十年，变成了“到了二三十岁，就不能怕了。”所以说，黄侃确实有这样的自信。

黄侃读书更大的愤慨就是“杀书头”，这是他发明的新词。意思是没有读完，读完开头就不读了。他从头到尾都很注意阅读，一个字都没漏掉。他每次看书都很执着。比如1931年10月，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对十三经的审查。从《诗经》开始，他圈了《孝经》、《论语》、《李周》、《谷亮传》、《杨公传》、《李逸》、《左传》、《李记》等书，直到1932年5月。1932年2月，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侵扰，黄侃随家人从南京避难到北平。当年2月至5月28日，黄侃的日记以《躲避日寇日记》为题。然而，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他每天的课仍然没有中断，他必须在计划书上画圈才能休息。

当然，黄侃讨厌“邪笔”。最著名的例子是唐生前读副刊的故事，这也记录在他的日记里。1935年8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已经读完了《唐篇·文超》，并感叹道:“这本书是年底写完的，之后就不敢贬低书名了。”看完之后，他马上开始复习《唐补》，但几天后的重阳节，他因吃螃蟹、饮酒导致胃部血管破裂，不治身亡。根据弟子写日记后的记载，弥留之际，他还在“伏案读《唐补》，写完最后两卷，提笔一写，又吐了一次，浑身是血，就上床了，头晕，渐渐好了。”他到死都不想丢掉工作，他的“锲而不舍”精神在这里可见一斑。

圈，评论，读写结合

阅读似乎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好像你从书架上拿一本书，就可以随便翻翻。但黄侃的读书方式很传统，或者说，有些“繁琐”。我们可以一窥他在上一篇文章中列出的日常课。

他的日常阅读工作，包括点钞、校对、点单、阅稿、阅稿、咨询、起草，形式多样，不仅用眼，还用手。真可谓是“笔墨不动”的典范。这些不同的形式背后，是黄侃潜水游泳的经历。钱，也就是抄，最费功夫。所以黄侃抄的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对自己学习有用的条目。黄侃的儒家经典被反复审读，临摹无惧。他在1928年农历八月八日的日记中，特别提到他每天抄经的功课，说“钞课之始，一日四叶，一日二百五十六字”，即每天抄四页纸，每页抄二百五十六字。11日改为“次日五叶，若有空案，五叶溢千言”。总的来说，基本上是一天1000多字。从8月8日到9月18日，他先后抄写了《孝经》、《尔雅》、《论语》约114页。在临摹的过程中，他伴随着复习和背诵。通过这样的临摹，他变得比大多数人更熟悉经典。除了抄写原著，他还经常在日记中系统抄录与自己研究相关的文献。例如，他曾在日记中抄录了大量通俗版本中记录的口语材料，以考察古诗词中口语表达的用法。

学校在整理，读书也要整理。这是清代人治学的一个一贯特点，因为古籍的流传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一些低质量的版本不仅难以阅读，更容易对原文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清代人谈考据，很在意书籍版本的质量，所以读书时往往要校勘。甚至有“书不校对就看不下去”的说法。黄侃从小继承了家学，在读书上也保持了清人的学风，经常以校为读。例如，黄侃在读《经典释文》中的周立伊尹时，“将《周立经》的注释本与伊尹分别对照，为了求证，在注释字旁用红铅笔做了注释”。通过与周立经文的注释版本进行比较，他可以更好地理解经典注释文本中列出的经典和注释。他之所以回答吉川关于经典诠释的问题如此敏捷准确，与他花在校对这本书上的心血是分不开的。他在读《文心雕龙》时，还广泛地校勘了所有的书籍，这往往使他获得成功。如《文心雕龙变骚》中有“才子胜艳词，巧子胜艳词”的说法。黄侃一直不明白“胜其艳词”这句话的意思，后来又要校对唐朝写的《文心雕龙》，才知道应该是“元”、“元”、“猎”。

点，也就是圈点。古书没有现在书上那么完整的标点符号。所以古人读书的时候经常要自己给自己加标点。唐朝以前就有“学会表达意见”的谚语，可见标点在阅读中的重要性。但是，标点不仅仅是一个破句，更是一个指出玄机的圆圈。圈书往往是对一个人的章节和句子知识的考察。黄侃对此非常重视。他曾告诫弟子:“读一篇课文，必先读一段经文，读一段经文，必先读一个明白的句子。没有说不清的句子，只有能探得其中的义的人。”黄还引用周方言说:“一切学术文章都要以章句为基础。”他要求学生努力学习的方式是圈书。每个人至少要圈五本书。

黄侃圈书的时候，会用不同的符号标注原文的不同含义。他订的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以他订的书在现代学者中很有名。据他的学生回忆，顾颉刚在主持《二十四史句》时，采用了《子同治简》的一些成果。黄侃日记里最常见的就是订书的记录。他还经常把自己订的书抄下来作为学生的教材，以达到教学的目的。他的学生潘崇贵说，他初学的时候，黄侃让他把十三经的注解圈出来，把他圈出来的十三经的白文交给潘国禄。后来，黄侃给潘崇贵复印了一份《说文解字》、《尔雅义疏》，由他自己审定，并不时检查他复印的进度。尹梦伦初入门时，黄侃也要求他一年读完十三经，并把他认可的经典释义交给他。

长子黄年华，能读父亲的书。黄侃教得很严。据弟子杨伯钧回忆，黄年华在北京时，黄侃叫他每天读一卷《汉书》。即使开学，黄年华也听从父亲的命令，从不懈怠。黄侃在192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他准备了一部十三经，专门圈出校勘，作为上课的阅读材料。“有必要指出和疏，因为这个学校是错别字，断句读完，就给两个孩子”。可惜黄年华早逝于肺结核，让黄侃哀痛不已，以至于多年后他都不忍白读十三经。

钞、校、令三法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与此相比，阅读、翻看、查阅、起草更容易。读书稍微认真一点。大部分都是在读经典，读历史或者重要的经典，复习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读取往往不需要额外的点钞和校对，所以速度略快。就是浏览，或者找资料做研究。比如，他读了王闿运的《香奇楼日记》，这是一篇总论。林是临时研究书法的。黄侃在欧阳询学习书法，非常努力。1928年，他拿汉晋简牍当临时日用课。是模拟文章，和林一样，属于创作部分。

之所以要做这么多工作，是为了对经典有更深入的理解，吸收其中的味道，以免一本书匆匆而过，读完之后还会在你的脑海里空空。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仔细阅读的 *** 。很多经典都需要仔细阅读，在把握其含义时很容易出错。黄侃曾在日记中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

如果你读得太快，就会出现断句。昨天查行书“听讼”一章，引用王弼《易讼卦》注:“事分不同职，无辩理。之所以打官司，是因为合同太晚了。”不知道为什么“本分”“纠纷”“官司”这些绝句都是不熟悉文句的人做出来的。我怕他们很多人这辈子都要订书。

黄侃有一次检查他前一天看的文章，发现他读得太快了，所以断了一句话，他很苦恼。可见，读书确实能帮助他不断反思自己对课文的理解，让他一遍也读不完，也发现不了什么问题。黄侃的一天就是在这种钞票中度过的，校对、订货、阅读、阅读、参观、临摹，这种书香生活伴随了他一生。正是在这种日常阅读中，中国古典阅读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光明日报》(2022年04月22日第13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