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不仅需要在知识论上对中西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行比较研究，还需要在认识论上解决不同文论主体对其他文论因不平等对话而产生的态度、立场、策略和 *** 问题。中西文论不对等对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知识上的差异、价值上的不对等、发展上的不平衡。面对这种不对等的对话，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的问题，即如何在“西方中学传”中获得平等、对等的主体地位，就成了重要的任务之一。

梳理进化过程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属于“西方中学传”领域，其研究对象的主要部分是近代以来西方不同国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接受，以及西方形成的中国观、中国形象和中国想象的学术研究。从明朝中叶开始，西方国家通过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开始了向西方传播中学的进程。晚清洋务派和维新派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学术思想。五四时期，西方文化思想被进一步全面翻译和消化，现代学科按照西方科学体系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其进行了更深入、更系统的介绍和消化，使中国学术思想得以与西方进行对话。中国对西学的引进、吸收、内化和建构与西方文化思潮基本同步。

在两百年来对西学接受、消化和改造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反思和批判西学的话语生产范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但《西传中学》仍处于译介和接受的初级阶段，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想象的层面，更谈不上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全面系统的接受。因此，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实际上是在“中学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整个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界对中国文化和文论的接受及其深层机制的研究。洞察西方人接受和消化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和模式，以及他们如何选择性地接受中国文化元素，可以更好地输出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改善和塑造中国的新形象，构建基于与西方对话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

掌握知识背景

“西学东渐”和“中学西学东渐”是两个几乎同步又相互对立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进入现代工业文明后的200多年里，中西方的交流异常频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学东渐”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学西学东渐”则处于分散而随意的状态。因此，这种“中西文论互传互学”是以“西强中弱”的不平等方式(包括不平等)进行的，这种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格局严重遮蔽了中西文论互传互学中许多复杂的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东升西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何在“西强东弱”的情况下总结200年来“传中西学”的经验？在“东涨西跌”的大趋势下，现在还是“西强东弱”的状态吗？还是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东强西弱”的可能性？还是这些强弱对比只是一种人为的错觉？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把握。如何充分认识这种“不对等对话”的客观性和绝对性，充分呈现其动态性和复杂性，在“从东方到西方崛起”的大趋势中寻求中西文论的对等和平等，从而达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目的，已变得日益迫切。这些也需要在文化战略规划、知识体系构建、影响接受方式等各个层面的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上做出努力。

呈现“中国经验”

笔者曾将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研究主体分为三类:西方主流学者、海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不同的文学理论主体在《中学西传》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许多西方学者在自己的学术发展中，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将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他者”。那么，他们是如何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中确立“中国问题”的性质和地位的呢？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和媒介接触和接受中国的？你关注过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你在中国关注哪些问题？形成了怎样的中国形象？你阐述了哪些中国问题？再者，这些中国因素是如何渗透和影响他们的学术思想和 *** 的？这些都是我们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沟通和对话，传达中国学者的思想，呈现更加全面客观的中国文化和经验。

长期以来，我们把海外汉学视为“西学东渐”的主要部分，甚至有中国学者把海外汉学等同于西学本身。虽然海外汉学确实有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的倾向，但同样重要的是，海外汉学也是“向西方传播中国学”的重要媒介。在西方主流学术接触和接受中国文化、思考和分析中国问题的过程中，海外汉学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样，我们把西方文论对中国经验和中国问题的误读和曲解归结于西方文论，忽略了大量运用西方文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是中国学者自己。长期以来，“从精神分析角度”、“从存在主义角度”、“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角度”等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充斥着中国文学批评的各个领域。所以，我们想问的是: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研究立场和 *** ？在这种“感觉被看见”的不对等对话中，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个命题，不仅仅是“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更重要的是“如何让外国人按照中国自己的逻辑充分理解和讲好中国故事”。

探索沟通途径

在中西文论互传中的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研究中，需要探索一系列超越“不平等对话”的路径和 *** :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背景下，需要考察西方文论重要学者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分析他们接受中国因素的渠道和来源，分析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视角和立场，探讨这些接触、阅读和思考对其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方面，要坚决反对简单套用西方文论已有的结论，强行解读中国问题的粗暴解读。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当我们利用中国问题参与西方文论的讨论时，这也是中国学者在共同问题的讨论中发出中国声音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用西方文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逆向思考:面对这个问题，中国的问题提供了什么独特性？还有哪些问题是这个理论和这个论述所不能包含的？如果不能纳入，那我们怎么去纠正这个话语，甚至这个理论呢？由于不同文化区域的传统、语言和表达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对不同模式的借鉴可能会相互补充和促进。文学研究可以从自身学科文化的语境中纵向研究，也可以从不同学科文化的语境中横向研究，两者结合往往更有意义。研究中国的外国，中国的外国，中国的外国对中国的研究是非常自然和迫切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相互传播和相互学习来超越中西差异，实现中西文论的趋同。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作者:曾军

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微信官方账号cssn_cn了解更多学术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