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十
○渐江水
A
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
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渐江水出三天子都。
《山海经》谓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北迳其县南带江的成语有哪些成语有哪些，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峰若剑杪。时有录鼓潜发，正长临县，以山鼓为候，一鸣，官长一年，若长雷发声，则官长不反。浙江又北历黟山，县居山之阳，故县氏之。汉成帝鸿嘉二年，以为广德国，封中山宪王孙云客王于此。晋太康中，以为广德县，分隶宣城郡。会稽陈业，洁身清行，遯迹此山。
渐江水（浙江），古浙江的别名。《汉书•地理志》 丹阳郡黟县：“渐江水出南蛮夷中，东入海。”《说文》作渐水，释同《汉志》。《水经》有“渐江水” 专条，云： “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郦注：“《山海经》谓之浙江也。”即《山海经•海内东经》 所谓“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 (蛮)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以源出今安徽黟县古黟山南坡的章水、吉阳水等水为正源，南至渔亭称横江水，东会率水为屯溪，再东合练江所汇诸水为新安江。桐庐以下，东过钱塘，称钱塘江，再东连余杭等山阴之地，统称浙江，即今钱塘江流域的干流。[1]
三天子都，古山名。又称三天子鄣、天子鄣。始见于《山海经》海内南经、海内东经，所在地说法不一：三国魏张氏《土地记》指东阳永康县(今浙江永康市)南的石城山;晋郭璞注《山海经》指新安歙县(今属安徽)东的三王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指寻阳的庐山(今属江西);《大清一统志》指今江西省婺源县西北黟山支脉的率山。近人或以为天子都本有三，各称三天子都，即石城山、三王山、庐山。[1][2]按上述郦注所述，此处《水经》“渐江水出三天子都”的浙江水上游的三天子都，很可能便是晋郭璞注《山海经》所指新安歙县(今属安徽)东的三王山。[3]
黟县,一作黝县。秦置，属鄣郡。治所在今安徽黟县东五里。《说文》 释 “黟”： “黑木也。从黑，多声。丹阳有黟县。” 《元和志》 卷28黝县： “按县南有墨岭，出墨石。又昔贡柿心木，县由此得名。” 西汉元封二年 (前109) 属丹阳郡。鸿嘉二年 (前19) 改置广德王国，东汉复为黟县。建安十三年 (208) 属新都郡。西晋太康元年 (280) 属新安郡。隋开皇九年(589) 省入海宁县，十一年 (591) 复置，移治今黟县。十二年 (592) 为歙州治。大业三年 (607) 属新安郡。唐武德四年 (621) 属歙州。北宋宣和三年(1121) 属徽州。元至元十四年 (1277) 属徽州路。明属徽州府。民国初属安徽芜湖道。1928年直属安徽省。[4]
黟山，即今黄山在安徽省南部。《方舆胜览》：“旧经：黄帝栖真之地”，故名。另据《元和郡县志》：“上有泉水，泉侧多黄连”，故名。东北—西南走向。由花岗岩构成，形成峰林地貌。主要山体在黄山市。古称“三天子都”。秦称黟山，唐天宝六载(747年)敕改今名。因传说黄帝在此修身炼丹，故名黄山。
舒甘来认为上述《水经注》的这段话有四个意思:一是“江水出三天子都”,古今许多学者都认为三天子都是黟山余脉的张公山(亦称率山、大鄣山),出自率山的率水是渐江主源;二是“水出丹阳黟县南蛮中”,就是说渐江水出自丹阳郡的黟县,“蛮”是当时对南方山越的一种贬称。三是“浙(渐)江又北历黟山,县居山之阳,故县氏之”史书上说的“县”的地理位置,多指县城所在地,根据文物考古和《元和郡县志》等史料记载,黟县古城在距今县城五里的古城村,居黟山之阳。四是“会稽陈业,洁身清行,遁迹此山”,和历代《黄山志》记述“汉末会稽太守上虞陈业,身清行,遁迹此山”相符。这些都说明《水经注》中所说的黟山即后改名的黄山,不可能是与位于黟县县城之南同名的黟山(石墨岭)。[5]
浙江又北迳歙县东，与一小溪合。水出县东北翁山，西迳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东迳遂安县南。溪广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不掩鳞，故名新定。分歙县立之。晋太康中，又改从今名。
歙县，秦置，属鄣郡。治所即今安徽歙县 (徽城镇)。西汉元封二年 (前 109) 属丹阳郡，郡都尉驻此。《说文》 释歙：“缩鼻也。” 以其地形如塌鼻状盆地，为古越语方言地名。旧说以县境诸水交会之口歙浦为名，不确。东汉建安十三年 (208)，分属新都郡。西晋太康元年(280) 属新安郡。[6]比对文物地图歙县故城应即今安徽歙县徽城镇北关村土城汉代城址，此地为一处小山岗，面积约 0.5 平方千米。城墙残垣高 1.5～2 米，宽2～3 米。西、南两段依山脊，长约 400 米，东、北两段已毁。城址上和城内山坡上有汉墓，出土了陶瓮等。城南有宋新州城址。[7]
小溪，按流向次序考量颇疑约今扬之河中下游。
翁山，按“县东北翁山”推析翁山约徽城镇东北佛岭角一带之山岭。
“西迳故城南”之故城，按扬之河的流向结合相关文普资料综合考量颇疑与安徽歙县桂林乡竦口村竦口汉墓[8]有渊源。而此故城的位置很可能亦大致在址野县故城[9]（桂林乡竦口村·唐代）一带。按上述郦注所述不排除址野县故城下有此故城基址的可能。（尽管目前尚未发现有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出炉）
遂安县，西晋太康元年 (280) 改新定县置，属新安郡。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 (排岭镇) 西南仙居村附近。[10]
浙江又左合绝溪，溪水出始新县西，东迳县故城南，为东西长溪。溪有四十七濑，睿流惊急，奔波聒天。孙权使贺齐讨黟、歙山贼，贼固黟之林历山，山甚峻绝，又工禁五兵。齐以铁杙椓山，升出不意，又以白棓击之，气禁不行，遂和奇功平贼。于是立始新之府，于歙之华乡令齐守之。后移出新亭。晋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溪水东注浙江。浙江又东北迳建德县南。县北有乌山，山下有庙，庙在县东七里。庙渚有大石，高十丈，五尺围，水濑睿激而能致云雨。
始新县故城, 古县名。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析歙县东三叶乡置，治今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西北威坪岛附近。为新都郡治。西晋太康元年(280年)为新安郡治。隋开皇九年(589)改新安县[11]。
白棓(bang)，亦作“白棒”。大棍；大杖。《北史•王罴传》:“羆尚卧未起，闻阁外汹汹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谓曰:‘老羆当道卧，貉子那得过。’敌见，惊退。”[12]
建德县，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分富春县置。治今浙江建德市东北梅城镇。属吴郡。孙皓封建德侯，即此。梁属东阳郡。隋开皇九年(589)废。[13]
浙江又东迳寿昌县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濑，濑皆峻崄，行旅所难。县南有孝子夏先墓，先少丧二亲，负土成墓。数年，不胜哀卒。
寿昌县,西晋太康元年(280)改新昌县置，属吴郡。治所在今浙江建德市西南五十二里古城山村。南朝梁属新安郡。隋开皇九年(589)省。[14]熊会贞认为此处寿昌县应校正为桐庐县（会贞按：东下当有北字。古寿昌在今县西，在建德之西南。浙江东北流，不得先径建德而后径寿昌，明有讹文。据孝子夏先，桐庐人，则下言县南有夏先墓谓桐庐县也。此寿昌为桐庐之误无疑。[15]）
孝子夏先墓，按《一统志》卷三 二严州府：夏孝先墓在桐庐县西孝泉乡（孝门村）[16]。之后的舆地典籍如《寰宇记》、《一统志》等载夏孝先（非夏先）墓在桐卢县西三十里孝泉乡[17]。很可能是因为夏先是出名的孝子所以后世附会为夏孝先。
濑，按《说文》濑，水流沙上也。[18]
浙江又北迳新城县，桐溪水注之。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山有高峻，崖岭竦叠，西临峻涧。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东面有瀑布，下注数晦深沼，名曰蛟龙池。池水南流迳县西，为县之西溪。
新城县，三国吴黄武五年 (226) 析富春县置，属东安郡。治所在今浙江富阳市西南四十八里新登镇。寻废入桐庐。西晋太康末复置，属吴郡，寻废。东晋咸和九年 (334) 再置，仍属吴郡。南朝陈祯明元年 (587) 改属钱唐郡。[19]
桐溪水，即横江，又名分水江。[20]
於潜县,古旧县名。又称於替县(《汉书•地理志》)。西汉置，治今浙江省临安市西於潜镇，属丹阳郡。三国吴宝鼎后属吴兴郡。南朝陈属钱唐郡。隋属余杭郡。唐、北宋属杭州。南宋属临安府。元属杭州路。明、清属杭州府。1958年并入昌化县。[21]
天目山，一名浮玉山。即今浙江西北部天目山。呈东北一西南走向。为长江与钱塘江水系分水岭。更高峰龙王山海拔1587米。《水经·渐江水注》：桐溪“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山极高峻”。《元和志》卷25：天目山“有两峰，峰顶各一池，左右相对，名曰天目”。《道书》以为第三十四洞天。山有东天目、西天目之分。[22]
翔凤林，此处“翔凤林”指的便是天目山的柳杉林。在西天目山，就有一株著名的柳杉，它被清代乾隆皇帝封为“大树王”树龄约1500多年，宋代称“千秋树”树高26.5米，胸径2.331米。[23]
蛟龙池，位于西天目山东麓，分水江天目溪源头的西关溪上。《水经注·渐江水》：“水出吴兴郡於潜县北天目山……东面有瀑布，下注数亩深沼，名曰蛟龙池”。蛟龙池即西关龙潭。潭东、西两峰夹峙，中有一巨岩，紧锁峡口。岩中有裂隙，宽两三米，深约60米，形成3级瀑布，上、中、下3潭，飞流直泻，声震数里，蔚为壮观。1975年于北端峡口建坝，截断水流，潭也填平，瀑布从此消失，唯下池潭壁今尚存“龙潭”两字的摩崖石刻。[24]
溪水又东南与紫溪合。水出县西百丈山，即潜山也。山水东南流，名为紫溪，中道夹水，有紫色磐石，石长百馀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为赤濑，盖以倒影在水故也。
紫溪,一名赤濑。即今浙江临安县西昌化溪，富春江支流分水江的上源之一。源出安徽绩溪县饭蒸尖，东南流至浙江临安县西南紫溪村合天目溪后称分水江。《水经·渐江水注》： 紫溪 “水出 (于潜) 县西百丈山，即潜山也，山水东南流，名为紫溪，中道挟水，有紫色磐石”。故名。唐贞元十八年(802)开紫溪水溉田，即此。[25]
百丈山(潜山)，即百丈山。在今浙江临安县西龙岗乡。《水经·渐江水注》： 紫溪 “水出县西百丈山，即潜山也”。[26]
紫溪又东南流，迳白山之阴。山甚峻极，北临紫溪。又东南连山夹水，两峰交峙，反项对石，往往相捍。十馀里中，积石磊砢，相挟而上，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晕，名曰楼林。
白山,在今浙江临安县西南与桐庐县界上。《水经·渐江水注》：“紫溪又东南流，径白山之阴，山甚峻极，北临紫溪”《清一统志·杭州府一》：白山“山上有浮石，纯白，故名”。[27]
楼林,形容层层迭迭的山林。亦指其水中倒影。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渐江水》：“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暉，名曰楼林”清周亮工《予以庚寅冬日出临汀赋此寄怀》之一：“楼林高下水潺湲，曾住汀南一月还”[28]
紫溪东南流，迳桐庐县东为桐溪。孙权藉溪之名以为县目，割富春之地，立桐庐县。自县至於潜，凡十有六濑，第二是严陵濑。濑带山，山下有石室。汉光武帝时，严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濑，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磐石，周回十数丈，交枕潭际，盖陵所游也。
桐庐县,三国吴黄武五年 (226) 分富春县置，属东安郡。治所在今浙江桐庐县西二十五里。《元和志》卷25： “以居桐溪地，因名。” 七年 (228) 改属吴郡。隋开皇九年 (589) 省。仁寿二年 (602) 复置，属睦州，徙治今县西八里旧县乡[29]。三国吴黄武四年（225），析富春县桐溪乡置桐庐县，县治设在古城里（漏港滩一带）[30]。
严陵濑,又名七里濑、七里滩。指今浙江省钱塘江自建德市东乌石滩至桐庐县南泷口的七里泷峡谷，长22公里。《水经·渐江水注》：“自(桐庐)县至于于潜，凡十有六濑，第二是严陵濑，濑带山，山下有一石室，汉光武帝时严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濑皆即人姓名之”1968年于泷口筑成富春江水库大坝，昔日急流险滩已成平湖。[31]
桐庐溪又东北，迳新城县入浙江。县故富春地，孙权置，后省并桐庐，咸和九年，复立为县。浙江又东北入富阳县，故富春也。晋后名春，改曰富阳也。东分为湖浦。浙江又东北迳富春县南，县故王莽之诛岁也。江南有山，孙武皇之先所葬也。汉末，墓上有光，如云气属天。黄武四年，孙权以富春为东安郡，分置诸县，以讨山越，命全琮……浙江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
新城县，三国吴黄武五年 (226) 析富春县置，属东安郡。治所在今浙江富阳市西南四十八里新登镇。寻废入桐庐。西晋太康末复置，属吴郡，寻废。东晋咸和九年 (334) 再置，仍属吴郡。南朝陈祯明元年 (587) 改属钱唐郡。[32]
富阳县，东晋太元十九年 (394) 改富春县置，属吴郡。治所即今浙江富阳市。南朝属钱唐郡。[33]
富春县, 西汉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富阳市。东汉属吴郡。东晋太元十九年 (394) 避郑太后阿春讳，改为富阳县。[34]
孙武皇之先所葬也……孙权父冢,据《三国志・吴书・孙破虏传》称:“吴郡富春人”。富春是孙氏地望,即今浙江富阳。《水经・渐江水注》“淅江又东北迳富阳县南,……又东北迳亭山西,山上有孙权父冢”。杨守敬《疏》云:“权字定是坚字之误,若是权父,则直当称孙坚冢,盖钟名晦而坚名显也。”孙钟,为坚之父,见刘敬叔《异苑》。如此,则孙氏地望及旧墓”亦均在吴郡富春。[35]田余庆先生认为：富春孙氏本属“孤微发迹”，无强大的乡土势力可言。《孙坚传》注引《吴书》谓“坚世仕吴”，这是韦昭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美不实之辞，《宋书·符瑞志》上以及《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幽冥录》，皆谓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分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证明陈寿所谓“孤微发迹”不诬。孙氏门寒，家世不详，孙钟与孙坚关系，除上述祖孙之说外，六朝还有父子之说。刘敬叔《异苑》载孙钟为孙坚之父。《水经·渐江水注》富春亭山“有孙权父冢”。杨守敬《水经注疏》谓“权”字为“坚”字之误，因为若是孙权父冢，当径称为孙坚冢，不必累赘为言。杨守敬之说实际上是赞同《异苑》，谓亭山之冢即孙钟冢。同时我们知道，孙坚先葬曲阿，后迁葬吴，坟茔并不在富春。《宋书·礼志》三谓孙权称帝，不立七庙，但有孙坚一庙在长沙临湘，又有孙策一庙在建邺，这与东晋末年桓玄篡晋立楚，唯立桓温神主于建康，庙祭不及于祖，以此遮掩其先世隐情之事，颇为相似。[36]
以讨山越，命全琮……,此句似有脱漏文字。按《三国志.吴书.全琮传》 “琮，吴郡钱唐人……中州士人避难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琮倾家给养。遂显名远近。后权以为奋威校尉,授兵数千人,使讨山越[37]”。则此句可校补为“以讨山越，命全琮为奋威校尉”
亭山,在今浙江绍兴市南。《方舆纪要》卷92绍兴府:亭山在 “府南十里”。[38]
B
△北过馀杭，东入于海。
浙江迳县左，合馀杭大溪。江北即临安县界，水北对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东有郭文墓，晋建武元年，骠骑王导迎文，置之西园。文逃此而终。临安令改葬之。建安十六年，县民郎雅作乱，贺齐讨之。孙权分馀杭立临水县，晋改曰临安县，因冈为城，南门尤高。谢安莅郡，游县，迳此门，以为难为亭长。
馀杭大溪,杨守敬认为大溪即东苕溪[39]。《寰宇记》卷94：“以其两岸多生芦苇，故名苕溪”
郭文宅，清雍正《浙江通志》对“郭文宅”有所记述:《水经注》:浙江径县左合余干(疑作余杭)大溪,江北即临安县界。水北对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东有郭文墓。又县南有大壁山(即大涤山)。郭文自陆浑迁居也。(谨按:文居凡数处,一云余杭由拳山,见《元和志》;一云新城县灵耀寺,见《类要》;一云临安县郭山墓亦在,见《名胜志》。此即《水经注》所云傍山面溪、宅东有墓者是也。郭山之名出自后人,因文而名之耳。然据《水经注》,文宅已有二矣)[40]
临安县,西晋太康元年 (280) 改临水县置，属吴兴郡。治所在今浙江临安县北十八里高虹乡。《寰宇记》卷93：“临安山，县取此为名。” 隋省。唐垂拱四年 (688) 复置临安县，属杭州。[41]
浙江又东迳馀杭故县南，新县北。秦始皇南游会稽，途出是地。因立为县。王莽之进睦也。汉末陈浑移筑南城，县后溪南大塘。即浑立以防水也。县南有三碑，是顾飏、范甯等碑。县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陆浑迁居也。
馀杭县,秦置。《吴兴记》曰：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置。治今浙江余杭市南苕溪南岸。属会稽郡。东汉熹平中迁治苕溪北。唐末吴越时复返溪南。三国吴属吴兴郡。[42]
“（余杭）县南有三碑”，张鹏飞认为此“余杭三碑”是“晋顾飏碑、晋范宁碑、汉陈浑庙碑”，皆为祠庙颂德碑，立于时余杭故县南(今浙江杭州市余杭区)，故统称为“余杭三碑”。此三碑，《水经注》仅录碑主之名，然碑文、形制、书撰者皆未言，故非郦道元所亲见，当引于他文……其碑主为汉晋之世三代余杭令，于任内，或兴修水利，如汉末灵帝之世陈浑(熹平年间为余杭令)，或崇学劝教，或为兴义兵平叛、尊爱隐士，如东晋孝成之世顾飏(太宁元年至咸和二年)，如东晋孝武之世范宁(宁康、太元年间为余杭令)，皆为清廉治世之能吏，为余杭吏民所称颂，而建祠立碑传于后世。[43]
浙江又东迳乌伤县北，王莽改曰乌孝，《郡国志》谓之乌伤。《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衔鼓，集颜鸟所居之邨，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
乌伤县,秦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义乌市。《水经·渐江水注》：“《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乌助衔土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名其县曰乌伤矣。”按：此系传说，不足信。“乌伤”应是吴越语地名。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属东阳郡。南朝陈属金华郡。[44]
牛汝辰认为“于”（於、乌、漏）表示“部族”，也可能是于越自称。先秦至秦汉间百越地区此类地名有乌伤、乌程、于越、於陵、于菟、于赞、于乡、漏卧、漏江。这类地名用字也见于百越部族名称，如于越、乌浒（东汉时岭南百越后裔的一支）。于、於、乌、漏上古音为ɣiwa、ĭa、a、lo。古 “乌”“於”相通，《说文》：“於，古文乌” 此类地名，部族名当源于百越语的自称“我们、咱们”，如壮lǝu2，布依zǝu2傣hǝu2，临高hǝu2lo4，仫佬hɣa：u1，黎gau1。高山语 诸族自称：邵语θǝw、耶眉语tau、沙阿鲁阿语ɬa7alua。汉代以后出现的僚也是百越后裔自称的不同写法。于、乌等字起头的地名当源于百越自称，即地因人得名。[45]
C
浙江又东北流至钱唐县，谷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县，县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秦以为县。王莽之末治也。吴宝鼎中，分会稽立，隶东阳郡。
钱唐县，西汉的钱唐县应该在灵隐山下。最重要和最明确的证据来自刘真道(很多文献记载为“刘道真”)《钱唐记》说:“昔一境逼近江流,县在灵隐山下,至今基地犹在。”《钱唐记》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年钱唐县县境离钱塘江很近。(当年)县址在灵隐山下,现在还能看到其建筑基址存在。这句话说的非常清楚,没有什么含糊之处。而且刘真道这个说法是他亲眼所见,是亲历而非耳闻。刘真道,是南朝刘宋时代人,曾经做过钱唐县令,于是写了一本记载钱唐县内容的书,叫《钱唐记》。可以说是之一手资料,非常值得信赖.在《水经注》中也有类似说法:“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下有钱唐故县。”《水经注》也很明确指出:灵隐山下有钱唐故县。所谓的“故县”,就是旧基址,当是汉代的钱唐县县址,和六朝时期的新钱唐县相对而言。郦道元没来过江南,所以肯定是转引他书,故可作为《钱唐记》的一条有力的佐证。(当然,也可能就是转引自《钱唐记》的)另外,还有一条重要的旁证,就是《汉书地理志》在钱唐县下,注了一句话:“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这句话的意思是:钱唐县有座武林山,有条河从武林山发源,东流入海。这里的武林山,根据《钱唐记》诸书,就是灵隐山。既然《汉书・地理志》在钱唐县下单单注了武林山(灵隐山),说明灵隐山和钱唐县的关系应该是十分密切[46].除了文献支持外，林华东写过几篇论文,提供了很多考古证据,前后有过七次考古发现，都是汉代的墓葬，数量不可谓不多，而且墓葬档次也都比较高。最后，林华东认为：“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这里方圆数里，地势较平，三面环山，一面水，确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47]
谷水（榖水），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东海郡”条：“榖水，东北至钱塘入江”[48]，即今浙江省之衢江，古称榖水[49]。
太末县，三国吴以大末县改名,治所即今浙江衢县东北龙游镇。隋改名龙丘县。[50]
谷水东迳独松故冢下，冢为水毁，其砖文：筮言吉，龟言凶，百年堕水中，今则同龟繇矣。
独松故冢，施蛰存先生认为：《太平御览》卷五五九引郑缉之《东阳记》云：【独公山有古墓临溪，其砖文曰：「筮言吉，龟吉凶；三百年，堕水中。义熙中，冢犹半存。】郦氏盖录取此文，而夺“三”字。《御览》同卷又引《舆地志》云：【琵琶折有古墓，半在水中，甓有隐起字云：「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堕水中。」谢灵运取甓至京师，诸贵传观之。』其事相类，可知筮短龟长之说，至晋宋时犹盛行也。（摘自《水经注碑》录卷十四二九）[51]张鹏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论此类古墓砖铭文，其铭文或言“筮言吉，龟言凶，三百年，堕水中”(《独公冢砖铭》)，或言“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浦阳江侧冢甓书》)，或言“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龙沙冢砖》)，或言“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堕水中”(《琵琶折古墓砖铭》)，或言“《易》卦吉，龟卦凶，四百年后堕江中”(《上虞县古墓砖铭》)，或言“三百年后，水漂我至长江垂”(《三峡悬馆铭》)，文辞虽稍异，然所言之事则极为相似，其文多为筮吉龟凶之谶语，皆出于汉魏之世临水之古墓，可知筮短龟长之说，秦汉以来盛行于世，乃至晋宋时犹盛行也。[52]
谷水又东迳长山县南，与永康溪水合，县即东阳郡治也。县，汉献帝分乌伤立；郡，呈宝鼎中分会稽置。城居山之阳，或谓之长仙县也，言赤松采药此山，因而居之，故以为句。后传呼乖谬，字亦因改。溪水南出永康县。县，赤乌中分乌伤上浦立。刘敬叔《异苑》曰：孙权时，永康县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束之以归。龟便言曰：游不量时，为君所得。担者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宿越里，缆船于大桑树。宵中，树忽呼龟曰：元绪，奚事尔也带江的成语有哪些成语有哪些？龟曰：行不择日，今方见烹，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识性渊长，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讨将安泊？龟曰：子明，无多辞，既至建业，权将煮之，烧柴万车，龟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献人仍说龟言，权使伐桑，取煮之即烂。
故野人呼龟曰元绪。其水飞湍北注，至县南门，入谷水。
长山县，东汉初平三年(192)分乌伤县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金华市。以山得名。三国吴宝鼎元年(266)为东阳郡治。南朝陈为金华郡治。隋开皇九年(589)改名吴宁县。[53]建国后发掘清理的东阳郡六朝墓葬,以郡洽所在地的长山县境内为最多(今金华县)。其次为信安县(今衢县)、永康县南部(今武义县)。[54]
永康溪水,金华江支流。一名南溪。在今浙江永康市南。《元丰九域志》卷5：婺州永康、武义二县俱有“永康溪”。《方舆纪要》卷93武义县：永康溪“自永康县流入，又县本永康地，因名……北入金华县界而为南溪”。[55]
永康县,三国吴赤乌八年(245)分乌伤县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永康市。宝鼎元年(266)后属东阳郡。南朝陈属金华郡。隋属东阳郡，隋末废。[56]
潜明兹认为四灵（龙、凤、麟、龟）之一的龟，对古代文化有过突出的贡献。《山海经•西次四经》云：“蟾嗞之山……其阳多龟。”在汉文古籍中，有龟为灵物的神话记载。如“龟千岁能与人言。”（《说苑》《玄中记》云：“千岁之龟，能与人语。”（见《古小说钩沉》）。上述郦注援引“异苑”的故事，是因为桑树在神话中本为神树，按照神话思惟的逻辑，灵物龟自然只有神树桑才能烹之。[57]
谷水又东，定阳溪水注之。水上承信安县之苏姥布。县本新安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曰信安。水悬百馀丈，濑势飞注，状如瀑布。濑边有石如床，床上有石牒，长三尺许，有似杂采帖也。《东阳记》云：信安县有悬室坂。晋中朝时，有民王质，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留，倚柯听之。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质含之，便不复饥。俄顷，童子曰：其归。承声而去，斧柯漼然烂尽。既归，质去家已数十年，亲情凋落，无复向时比矣。
定阳溪水，衢江支流。即今浙江衢县南乌溪江。源出福建浦城县东北，北经龙泉、遂昌二县入衢县，于衢州市东入衢江。《水经·渐江水注》：“谷水又东，定阳溪水注之。” 《明史·地理志》衢州府西安县：“东有定阳溪，一名东溪，自遂昌县流入，合于衢江。”[58]
信安县，西晋太康元年 (280) 改新安县置，属东阳郡。治所即今浙江衢州市。唐武德四年 (621)为衢州治。天宝、至德间为信安郡治。咸通中更名西安县。[59]
悬室坂（石室），又名烂柯山、石宝山、石桥山。在今浙江衢州市南二十里。《水经•渐江水注》： “ 《东阳记》云： 信安县有悬室坂。晋中朝时有民王质，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四 * 琴而歌……俄顷，童子曰其归，承声而去，斧柯漼然烂尽。” 故名烂柯山。《方舆胜览》卷7：“烂柯山一名石室，又名石桥山。[60]
苏姥布，苏姥布即苏姥滩，在衢州市北门外。衢江至此，江面陡束，丘阜夹岸，水势湍急，滩长约50米，但并无《水经注》所云：“水悬百余丈，濑势飞注，状如瀑布”景象。过此，江面又忽开阔，有两巨石突兀江心，浮浸水中，大水不没，蔚为奇观，即唐白居易诗所谓“浮石潭前停五马”的浮石潭。潭之下游，衢江分汊而流，滩险流急，航者视为畏途，古称地黄滩。宋杨万里有“未到地黄滩，十里先闻声…舟人各整篙，有如大敌临”之句，后传明太祖过此驻跸，因又名帝皇滩。[61]
其水分纳众流，混波东逝，迳定阳县。夹岸缘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连，杂以霜菊金橙。白沙细石，状如凝雪。石溜湍波，浮响无辍。山水之趣。尤深人情。县，汉献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焉。溪水又东迳长山县北，北对高山。山下水际，是赤松羽化之处也。炎帝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后人立庙于山下。溪水又东入于谷水。
定阳县,东汉建安二十三年 (218) 分新安县置，属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常山县治东三十二里招贤镇。三国吴宝鼎元年 (266) 属东阳郡。南朝陈属信安郡。隋省。唐武德四年 (621) 复置，属衢州。武德八年(625) 废。[62]
高华平认为会稽一地之所以能成为东晋玄学名士们的山水游乐中心,这与“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的灵秀风光有关。上述郦注“其水分纳众流……白沙细石，状如凝雪。石溜湍波，浮响无辍。山水之趣，尤深人情”等正是会稽及其周围地区这种难以形容的秀丽风光,深深地吸引了在“澄怀观道”中培养了敏锐而细腻的山水审美能力的玄学士人,使他们纷纷投身于这片风光绮旎的山水之中,陶醉在这块大自然赐予的美景里面。[63]
赤松羽化之处，按《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江南道二·婺州·金华县》“金华山,在县北二十里。赤松子得道处。传说黄帝时雨师、仙人赤松子于金华山得道。亦有晋人皇(黄)初平于金华山成仙,改号赤松子。后世用作咏仙迹的典故。[64]
长山县，东汉初平三年(192)分乌伤县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金华市。以山得名。三国吴宝鼎元年(266)为东阳郡治。南朝陈为金华郡治。隋开皇九年(589)改名吴宁县。[65]
又东迳乌伤县之云黄山，山下临溪水，水际石壁杰立，高一百许丈。又与吴宁溪水合。水出吴宁县，下迳乌伤县入谷，谓之乌伤溪水。
云黄山，在今浙江义乌市南二十五里。《水经·渐江水注》：“榖水又东径乌伤县之云黄山。”即此。[66]
吴宁溪水，即东阳江。兰江支流。在今浙江金华市南。《水经•渐江水注》：吴宁溪水“出吴宁县，下径乌伤县入谷”。[67]
吴宁县，三国吴改汉宁县置，属会稽郡。治所在今浙江东阳市东二十七里金家村附近。宝鼎元年(266)改属东阳郡，南朝陈属金华郡。隋开皇九年(589)废。[68]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昞，并善越方。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昞次禁枯柳，柳为生荑。二人相示而笑。登年长，昞师事之。后登身故，昞东入章安。百姓未知。昞乃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惊怪，昞笑而不应，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昞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而杀之，民立祠于永康而蚊蚋不能入。昞秉道怀术，而不能全身避害，事同苌弘，宋元之龟，戹运之来，故难救矣。谷水又东入钱唐县，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谷水自太末东北，至钱唐，入浙江，是也。
越方，旧说越人好巫术，越巫所施的禁咒之术，即称“越方”。《后汉书·方术传下·徐登》：“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李贤注：“越方，善禁呪也” [69]
梧鼎而爨，有酿酒史学者推测汉代已有少数人利用酒精为燃料。酒精容易燃烧，可用于酒精灯。50度以上的白酒，实际上也是稀酒精溶液，也可以点火，作为燃料，煮食、炒菜。《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有：“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注：善禁咒也)……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见之惊异，炳笑不应。既而爨孰，屋无损异”。这种燃火煮食而不烧茅屋的燃料，从当时的条件来分析，只能是高酒度的蒸馏酒[70]
台州当地学者通过对上述郦注等典籍记载分析赵炳是一位修炼的方士。越方是一种流传于越地的巫术也就是后世的祝由科。祝由科，治病不以药方，而以符咒移精变气，通于神明，病由是治愈。赵炳的气功禁咒法术高强，又善治病，到章安以后深得当地百姓的信服和拥戴。一定是赵炳的民间影响太大，加上北方道教开始兴起，在东汉晚期社会动乱的环境下，触犯了章安县令华表，遭到杀害。而当地的百姓为纪念赵炳，为他立祠。《后汉书》中的“人为立祠堂于永康”，一作“人为立祠堂于永宁”《后汉书·郡国志》载“永宁，永和三年以章安县东瓯乡为县。”永康是赵炳家乡附近,永宁则是今椒江南岸一带。在台州的地方志中，也有赵炳的记载《台州府志》《黄岩县志》等都有赵炳传，基本上采自《后汉书》及其注。赵炳死后，由于他的在世影响，当时祠庙即已很多，于是赵炳成了赵侯，又先后加封为仁济侯、显仁公、灵顺王。随着信仰和崇拜的不断加深，赵炳成了浙闽一带的民间保护神[71]
卢云认为闽中徐登、东阳赵炳等系当时文化落后地区流行的方士文化。方士文化在传播中产生了明显的地域差别。方土文化虽然在传播中出现了内容构成上的重大变化,但由于不同地区的文化水平、社会传统、自然条件差别很大,方士文化内容的变化在各地也很不一致,出现了明显的地域差别。大致说来,依附于儒学的各种方术,如《易》占、五行、天文、风角等,主要在各文化发达区域内最为流行……而房中、禁物、服佴等各类杂乱的方术,则以文化落后地区为盛。如陇西封君达……闽中徐登、广陵东阳人赵炳行越方等。[72]
苌弘，苌弘(?一前492年)字叙。据《图经)载“苌弘资中人有祠在青泥坊，数里之内土色尚青。又据《庄子·外物篇》载“苌弘蜀人，被杀之后血流不止,蜀人藏其血，三年之后化为碧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即由此而来。苌弘博学多才知天文地理精星象音律常与周景王交往，孔子在齐久仰其名其才于周敬王二年(前518年)前往周国造访苌弘求教韶乐与武乐之异同和不解之处。孔子在请教苌弘韶乐与武乐异同后最后问苌弘道:武乐与韶乐孰为轩轾?苌弘道:武乐为周武王之乐名韶乐为虞舜之乐名若以二者之功业论舜是继尧之后治理天下武王伐纣以救万民皆功昭日月无分轩轾。然则就乐论乐，韶乐之声容宏盛,字义尽美;武乐之声容虽美曲调节器却隐含晦涩，稍逊于韶乐。故尔武乐尽美而不尽善唯韶乐可称尺美尺羊牟!对于苌弘博学施教孔子称谢不迭并于次年前往齐国聆听了韶乐的演秦，乐得手舞足蹈如醉如疾“三月不知肉味"。孔子与苌弘的会晤,史称"访弘问乐”。其六艺(礼、乐、书诗、易、春秋)中“乐以发和"思想即源于苌弘的乐学理论。在晋国的“六卿之乱"中,苌弘因帮助范氏和中行氏,赵简子派晋大夫叔向对周王施反间计而将其杀害。苌弘被杀，时人哀之。相传"其血三年化为碧"(《庄子·外物篇》)其墓在今洛阳市偃师县山化乡化碧村[73]
宋元之龟，《史记·龟策列传》载有宋元王与神龟的一段故事,洋洋洒洒近三千言,基本上用四言韵语写成。故事写宋元王二年江神派神龟使于河到了泉阳，却被渔者豫且得到,置于笼中。于是神龟托梦元王说:“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泉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卫平询问。元王与卫平之间就放龟还是杀龟的问题集中进行讨论,最后决定杀掉神龟。这是一篇什么性质的作品呢?《龟策列传》不是司马迁所作，褚先生补传自称:“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 *** 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史记评林》卷128引杨慎(1488-1559)曰“宋元王杀龟事，连类衍义三千言,皆用韵语,又不似褚先生笔。必先秦战国文所记亦成一家,不可废也。”这段文字正是褚先生选取的战国以来流传已久的寓言故事”。它用四言韵语写成，说明它是用来讲诵的。前人谓其“叙事烦芜陋略”“言辞最鄙陋””,实际上指出了它的民间文艺性质其具体用场根据古代民间占卜前有巫师招揽生意诱导听众的讲诵之词那么宋元王杀龟一段就是这类性质的通俗故事赋。[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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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又东迳灵隐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围，其上开散，状似莲花。昔有道士，长往不归，或因以稽留为山号。山下有钱唐故县。
灵隐山，又名灵茆山、仙居山。位于杭州城西。刘道真《钱塘记》、、夏竦《灵隐寺舍田记》、胡宿《武林山天竺寺记》等皆云：武林山灵隐山；然典籍不载，无所考据。相传是“仙灵所隐”之处，故名。(梁明)[75]
钱唐故县，此处指秦至西汉的钱唐县故城。除《钱塘记》、郦注、汉志等宏观层面的文献记载外。考古学家林华东提供了很多考古证据,前后有七次考古发现，都是汉代的墓葬，墓葬档次也都比较高。故此林华东结合相关考古资料推证：“秦至西汉时期的钱唐县治应在茅家埠（鸡笼山下）至灵隐寺，再沿灵峰山下顺东北方向由白乐桥至玉泉和浙大，然后沿浙大路南折入曙光路、西山路至西湖宾馆（即刘庄）一带范围内。[76]
浙江迳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会稽西部都尉治。《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钱塘（防海大塘），按林华东上述所论秦汉钱唐县故城东南缘约今西湖宾馆一带，结合“《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的文献记载及相关地势地貌综合考量，防海大塘很可能是沿 *** 山北向走势延伸布局的。
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此句似有脱文，按《太平御览》（卷74、472、836）等相关记载，此句应校正为“郡议曹华信家富议立此塘”。
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县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阚骃云：山出钱水，东入海。《吴地记》言，县惟浙江，今无此水。
明圣湖，按“（钱塘）县南江侧有明圣湖”结合上述秦汉钱唐县故城的大致分布，综合推析明圣湖约与今西湖部分重合。
武林水，自古说法不一，一指钱塘江。如《汉书．地理志》载会稽郡钱唐县云：“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明确指出：武林水即钱塘江，入海不及二百里。志云行八百里者，即浙江而言也”。二指杭州西湖，吴单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及钱坫、徐松《新斠[jiào]注汉书地理志集释》皆持这一观点。(梁明)[77]但按上述明圣湖大致相当今西湖推析，则武林水如杨守敬所论很可能与钱塘江有渊源。钱坫、徐松等认为武林水是杭州西湖的观点是错误的。
武林山，即今浙江杭州市西灵隐、天竺诸山。古代以武林作为杭州别称，即以武林山得名。[78]
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濬，兼涛水画夜再来，来应时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更高，峨峨二丈有馀。《吴越春秋》以为子胥、文种之神也。昔子胥亮于吴，而浮尸于江，吴人怜之，立祠于江上，名曰胥山。《吴录》曰：胥山在太湖边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种诚于越，而伏剑于山阴，越人哀之，葬于重山。文种既葬一年，子胥从海上，负种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扬波者，伍子胥，后重水者大夫种。是以枚乘曰：涛无记焉。然海水上潮，江水朔流，似神而非，于是处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将游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馀杭之西津也。
定、包诸山，按“（钱塘）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江，水流于两山之间”作方位校验，则定、包诸山之一很可能与今杭州凤凰山、 *** 山等有关。而李志庭，张勤等学者则对此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定、包诸山”中的包山,实即今杭州市区南部凤凰山东面的包山。定山附近有老虎洞、冠山、西山等山峦,包山与玉皇山、凤凰山、吴山等山峦各据钱塘江东西两岸,延绵起伏直向河口。这是郦道元笔下六朝时代的钱塘江第二道口门。潮汐由海上进入杭州湾喇叭口，向西进入龛、赭海门形成涌潮，又向西通过定山包山之间的钱塘江第二道口门，在两岸山崖的挤兑之下,再掀 *** ，出现了“水流于两山之间,江川急浚,兼涛水昼夜再来......峨峨二丈有余”的壮观。这就是唐宋时期杭州钱江潮尤为壮观的原因之所在。[79]
《吴越春秋》，即《浣纱记》。历史小说。东汉赵晔作。原十二卷。今本十卷,或作六卷十篇。前五卷叙吴太伯至吴王夫差事,称内传;后五卷叙越王无舍至勾践伐吴事,称外传。此书叙事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杂有不少民间传说,为演义小说之雏形。元徐天祐曾作注。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汉魏丛书》等刊本。[80]
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南之吴山。《史记·伍子胥列传》: “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人,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或说在今江苏南境。[81]
《吴录》，西晋张勃撰。三十卷。为纪传体史书,记三国时孙吴史事。原书久佚。元陶宗仪 《说郛》、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中各有辑本。[82]
伍子胥祠,据南宋范成大《吴郡志》记载:“伍员庙,在胥口胥山之上。盖自员死后,吴人即此立庙。乾道间复修之,规制犹陋。明正德年间,该庙挪至胥口镇上,民间称之为胥王庙。清乾隆、道光年间先后重修。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建苏福省时,庙毁。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里人张达言募资重建。“ *** ”期间,庙及庙内的伍子胥墓又毁。嗣后,庙的原址建胥口石灰厂。[83]
浙江北合诏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诏息之名也。
诏息湖， 杜正贤根据《淳佑临安志》“(诏息湖)在仁和县东北一十八里”等记载，推证诏息湖当在今石塘、刘文村西南的独城、昊家墩、康桥附近……近年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直接证明了刘文村、石塘、沈家洪、水洪庙、老鸦桥、南山一带早在战国时就是人口密集，生活富庶、经济发达的地区。[84]
浙江又东合临平湖。《异苑》曰晋武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于是如言，声闻数十里。刘道民《诗》曰：事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传言此湖草秽壅塞，天下乱，是湖开，天下平。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上言，临平湖自汉末秽塞，今更开通。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馀，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册为天玺元年。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符征，五湖之石瑞也。《钱塘记》曰：桓玄之难，湖水色赤，荧荧如丹。湖水上通浦阳江，下注浙江，名曰东江，行旅所从以出浙江也。浙江又迳固陵城北，昔范蠡筑城于浙江之滨，言可以固守，谓之固陵，今之西陵也。
临平湖，在今浙江余杭市临平山东南。三国吴属吴郡。赤乌二年(239)因湖中得宝鼎,又名鼎湖。初时湖周达四十余里,溉田三百顷,唐以后日益淤塞,至清初仅存小河,今为上塘河所经[85]。
刘道民《诗》，陈桥驿先生认为：既然严可均《全晋文》中辑录了《次刘遗民二集》并及其诗,则今各本哪注“道”字显然是“遗”字之误,因残宋本及大典本等亦作“刘道民”,则此一错误由来已久,郑德坤的这一考证,不仅纠正了从何悼到杨守敬、熊会贞的错误,而‘且纠正了从《残宋本》到《殿本》各本郦注的错误,这当然是于哪有功的[86]。故此处郦注按郑德坤、陈桥驿等诸先生所考应校正为“刘遗民《诗》”。
浦阳江，浦阳江发源于金华浦江县,上游河道短、水流相对较急,以浦阳江为主干,支流有洪浦江、开化江等。关于浦阳江下游改道问题,陈桥驿先生在《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87]中认为明代中叶的改道乃回归南宋时期的故道,浦阳江走钱清出三江口入海乃南宋以后改道的结果。此观点在浙江文史界影响较大。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明代中叶以前,浦阳江下游由山阴、会稽北部的三江口入海[88]。
固陵城（西陵），考古学家林华东先生认为：距西兴3公里之遥、萧山民间所称的“越王城”，其实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固陵城。这是他经过20多年的考察，收集了许多的文字和实物的证据，经过艰苦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目前已经被大多数专家学者所接受.[89]
浙江又东迳柤塘，谓之柤渎。昔太守王朗拒孙策，数战不利。孙静说策曰：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柤渎去此数十里，是要道也。若从此出，攻其无备，破之必矣。策从之，破朗于固陵。有西陵湖，亦谓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东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
柤塘，今杭州市闻堰镇镇治以北3里处，又叫潭头，三国时称查渎、柤渎、柤塘。这里曾有孙策湘湖跨江击王朗的故事。潭头古为沿江十八坝之一，是内河船只出江之主要码头，位置显要。[90]
据陈桥驿先生研究,（固陵）有西陵湖，亦谓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东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下注渐江。渐江又东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四万顷，北泻长江。（上虞）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中有大独、小独二山，又有复舟山，复舟山下有渔浦王庙，庙今移入里山，此三山孤立水中。我国的东南沿海，因为从晚更新世到全新世，曾经发生过一次称为卷转虫海进的海面上升过程，今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当时均成为一片浅海。海退以后，就成为一片沼泽地，内陆凹陷之处，出现了许多积水的湖盆，沿海又分布着一联串的泻湖，还有大量的河洪沟渠。这就是卷二十九《洒水注》所说的：“但江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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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勖封兰亭侯，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
兰溪,据赵永复《水经注通检今释》一书考证,兰溪便是今兰亭江。
天柱山， 即香炉峰，又名宛委山、石匠山、玉笥山，亦称天柱山，与大禹陵所在的会稽山相连。相传山上有“金简玉字之书”，夏禹发之，得“知山河体势”，终于治平洪水。香炉峰海拔 354 米，因峰顶数十米见方，形似香炉，由此得名。每逢云雨天气，山顶云气氤氲，如烟升腾，若值晨曦、夕照或雨雾之际，更是景象万千。南宋状元王十朋赋云“香炉自烟”，故有“炉峰烟雨”之称，被列为“越中十二胜景”之一。[92]
兰亭,位于绍兴市西南兰渚山。据汉代史学家袁康《越绝书》记载,最早这里是越王勾践种兰处,兰亭之名,盖由于此。“此地有丛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王羲之《兰亭集序》)。自然环境十分清幽。东晋永和九年(353)农历三月三日,王羲之邀谢安、孙绰等41人来此修禊 *** ,引曲水以流觞,各人即景赋诗,共赋37首《兰亭诗》,王羲之撰并手书《兰亭集序》,文帖并称双绝。兰亭今址,非王羲之等 *** 原址,袁宏道《兰亭记》曾言及,张岱则有《古兰亭辨》详论之。今兰亭建筑系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绍兴知府移建于此。清康熙、嘉庆年间又经重修,1916年扩建。中心为流觞亭,亭南为流觞曲水、鹅池、鹅池亭,有“鹅池”碑,传为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所书。流觞亭东北为右军祠,内有王羲之的塑像,后厅有“尽得风流”匾额。祠内壁嵌有古代石刻多块,其中有古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冯承素、褚遂良临摹的《兰亭集序》全文,极为珍贵。祠前有墨池和墨华亭。流觞亭西有小兰亭,北有御碑亭。小兰亭中的兰亭二字为康熙所书。[93]
亭宇虽坏，基陛尚存,古兰亭遗址在今绍兴兰亭西郊的宋代天章寺旧址处,与今兰亭相去亦不远。兰亭江和兰亭,距印山越王陵约三公里[94]。
浙江又迳越王允常冢北，冢在木客村。耆彦云：句践使工人伐荣楯，欲以献吴，久不得归，工人尤思，作《木客吟》，后人因以名地。句践都琅邪，欲移允常冢，冢中生分风，飞沙射人，人不得近。句践不欲，遂止。
越王允常冢，浙江绍兴印山大墓以宏伟巨大的规模，独一无二的墓室形制和结构，特殊的埋葬方式等，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经多方考证，考古学者确定印山大墓是《越绝书》上明确记载的“木客大冢”，是越国之一代国王允常的安葬之地[95]。
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泻长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连鼓吹山，山西枕长溪，溪水下注长湖。山之西岭有贺台，越入吴，还而成之，故号曰贺台矣。
长湖口，学界多认为即今鉴湖。这里的“水门”,是鉴湖涵闸建筑,既用于湖水蓄泄,而又是湖堤上的桥梁。鉴湖涵闸系统分为斗门、闸、堰三种,这些水门,在鉴湖湮废以后失去了启闭蓄泄的功能,但它们大多仍具桥梁的作用。桥与闸结合,上可通道,下可通水,在每个闸(桥)墩上凿有两条深槽,大水泛滥时,在槽中插木板,中间填土,建起闸门,阻止洪水通过桥洞,使桥下游及附近渚湖、农田大受其利,同时又可节水。如当年作为鉴湖蓄泄枢纽的玉山斗门,至今仍是一座桥梁。[96]
鼓吹山，在今浙江象山县东南。《舆地纪胜》 卷11庆元府: 鼓吹山 “在象山县东南八里。有一峰,崒然特高,天欲阴雨,有声轰轰如鼓吹鸣,因名”[97]
贺台，关于贺台的所在地,《水经注》载明在鼓吹山之西岭,嘉泰《会稽志》则笼统称之为长湖山之西岭.而与“贺台”有联系的地名有两个:一是《水经注》所载的“鼓吹山”,一是《舆地纪胜》所载的“鼓吹楼”(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十一“飞翼楼”条云:“《舆地纪胜》今望海亭是其故址,世号鼓吹楼。”)鼓、吹,均与庆贺相关. 然而,越王勾践自昊归国由水路从西郭进入,故贺台当在西鉴湖无疑。[98]
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为众峰之杰，涉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顶，七里，悬隥孤危，径路险绝。《记》云：扳萝扪葛，然后能升。山上无甚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嶕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馀之旧都也。故《吴越春秋》云：句践语范蠡曰：先君无馀，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
秦望山，因为秦始皇登山望于南海，会稽山又名秦望山。秦望山在会稽山脉中独傲翘楚，海拔543米左右，为会稽山脉中最为高峰之一。秦始皇登秦望山，在山顶以望南海。秦始皇在会稽山上“立石刻颂德”，这是他第五次出巡以来的第七块刻石、也是最后一块刻石。
嶕岘里大城(越王无馀之旧都)，当地学者经实地考察认为:无馀之国都在“南山之阳”(南山即秦望山)，今黄岘村的方位、地望正是在会稽秦望山南面。又云“山南有憔岘,岘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古地名“憔岘”“岘里”今虽不存，但有“岘”字保留至今这是有其渊源的。再从字义作解释“憔”者高耸貌“岘”者小而高的山岭;“里”者古时居民聚居之处。根据这个解释“瞧蚬”“岘里”可以作泛指一地的地理环境去理解。如今黄岘村一带正在兰亭乡境内，有兰渚山，山下是“勾践种兰渚田”的地方。兰渚山下的兰亭是王右军“曲水流觞”的地方，他在《兰亭集序》中也描写过这里的自然环境，“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兰亭乡东连南池乡、坡塘乡、平水江乡;北接解放乡，这些地区多年来,出土了大量有关越国遗物，目前已引起国内外考古专家的关注,将来确切的“无余旧都”可能在黄岘村被发现。[99]
又有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为茅山，又曰栋山。《越绝》云：栋犹镇也。盖《周礼》所谓扬州之镇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玞石。《山海经》曰：夕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吴越春秋》称覆釜山之中，有金简玉字之书，共帝之遗识也。山下有禹庙，庙有圣姑像。《礼乐纬》云：禹治水毕，天赐神女，圣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于会稽，因而葬之。有鸟来为之耘，春衔拔草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山东有湮井，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云东游者多探其穴也。
会稽山（茅山、栋山），有学者认为历史时期的会稽山不包含鹅鼻山。秦始皇立碑以前及当时,还没有会稽山系的概念。当时鹅鼻山叫鹅鼻山,或叫娥避山,后来讹称鹅鼻山……“会稽山”之称在历史时期是有其独特含义的。它是夏禹“大会稽诸侯”的地方,又是历代夏王的封禅之处瑐瑦,在周朝时被封为“扬州之镇山”瑐瑧,所以它只能是一座山,特指宛委(玉笥、石匮、覆鬴、釜山)、天柱一带诸峰,即禹会诸侯、死葬会稽之所。[100]
禹冢，对于禹的亡故地点，传说很多。禹陵、禹祠、禹庙，全国也有很多处。《史记·夏本纪》记载：“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记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墨子》上说：“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据此，一般人认为，大禹的陵墓当在浙江绍兴的会稽山。[101]禹陵已有4000年的历史,因而有不少古老的文物。禹庙是大禹陵的主要建筑之一,据说始创于大禹的儿子启,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祭祀庙宇,也是后来遍布全国各地的禹庙肇端者。禹庙大殿东侧的窆石之下就是大禹的墓穴。窆石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文物。明代的"大禹陵"碑亭取代窆石成为大禹陵的标识。禹祠的"禹井"至少是梁大同年间就已经存在了。[102]
有鸟来为之耘，春衔拔草根，秋啄其秽，孙其刚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发掘,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要成果。有关河姆渡文化的研究文章已有很多，绝大多数是论述物质文化的，而对于处在原始社会下的河姆渡氏族的精神文化却极少论及。其中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众多鸟形象实物，就是河姆渡氏族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一种反映……鸟田实际上就是大批的候鸟参加农业生产,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候鸟在农业上对河姆渡氏族的帮助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候鸟在农业上究竟起什么作用呢?王充《论衡·书虚篇》载:“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盖以圣德所致，天使鸟兽报祐之也。......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禹贡》曰:彭蠡既潴,阳鸟攸居。’天地之情，鸟兽之行也。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成千上万只的候鸟降落在农田上,来回觅食踩踏,当然会使土质松软,象翻了遍地一样。春播季节,河姆渡氏族居民在群鸟踩踏过的土地上播种,无疑会方便、容易得多。[103]
A2
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纪功，尚存山侧。孙畅之《述书》云：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匮山，石形似匮，上有金简玉字之书，言夏禹发之，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远望山的的状若射侯，故谓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为贵贱之准。的明则米贱，的暗则米贵。故谚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北则石帆山，山东北有孤石，高二十馀丈，广八丈，望之如帆，因以为名。北临大湖。水深不测，传与海通。何次道作郡，常于此水中得乌贼鱼。南对精庐，上荫修木，下瞰寒泉。西连稽山，一山也。东带若邪溪，《吴越春秋》所谓欧冶涸而出铜，以成五剑。
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纪功，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曾四次巡游, 刻石6处, 会稽刻石为第六刻, 也是现存秦刻石的第四本。此刻石魏晋时期尚完好,文人多有记录。南宋时, 刻石仍立在会稽的秦望山山顶, 而文字几乎全部损灭。 元至正元年 (公元1341年), 申屠駉翻刻绎山碑, 以其旧拓本翻刻在碑阴。 因此, 元明时代所流传的会稽刻石拓本, 均为申氏翻刻本。 清康熙间, 有一位没有文化的知府, 将碑阴碑文磨掉, 改刻自颂文章。 乾隆五十七年 (公元1792年), 知府李亨特把康熙时所刻文字磨平, 又刻上了申氏拓本, 流传至今者即为此本。 据 《越绝书》记载, 会稽刻石是用浙江岑石所刻, 碑插在一块巨石中间。 宋元明金石家著录此碑, 或称为 《岑石颂》。[104]臧知非等学者认为会稽刻石立于秦始皇三十七年,是传世秦始皇刻石中时间最晚的一块,距离统一六国已经十一个年头,风俗的统一个到了这时才真正地显现出来,而予以大力宣扬。对此我们只要对传世刻石的内容略加分析就不难明白。传世的秦始皇六通刻石,在内容上都是为了歌颂秦始皇功德,但每一次刻石所宣扬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从这些侧重点的变化,可以看出秦始皇施政内容的变迁。[105]
石匮山，宛委山又称石匮山、玉笥山,位于绍兴城东南约6公里处,海拔279米,北连石帆山、大禹陵,南倚香炉峰,是会稽山中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荟萃之地。贺循(260—319)《会稽记》记石篑山:石篑山,其形似篑,在宛委山上。《吴越春秋》云:九山东南曰天柱山,号宛委。[106]
射堂，古时习射的场所。《晋书·成帝纪》:“帝常欲于后园作射堂,计用四十金,以劳费乃止。[107]
陈剩勇认为上述郦注所述是越人借助于巫术以预测年成丰登的相关记载,《水经注·渐江水》记越国境内有一座“射的山”,传说远望其山,状若射侯,侯是古代行射礼时用的靶子,射侯犹言箭靶。“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日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为贵贱之准:的明则米残,的周则米贵。”相传越地流行的谚语云:“射的白,解米百,射的亥,解米千。就是说射的山明亮可见,稻谷就能丰登,一解米只要百钱,如果射的山昏暗不清,五谷就将歉收,一解米的价格也要涨到千钱以上了。 吴、越先民“俗多淫祀,好卜笙”,他们中间流行的巫术,除上述绍龟望气占侯之外,还有名噪一时的所谓“鸡卜”。[108]
石帆山，即今浙江绍兴县东二十二里之吼山。《水经·渐江水注》:射的山“北则石帆山, 山东北有孤石,高二十余丈, 广八丈, 望之如帆, 因以为名”。[109]
射的山，按注文“（射的山）北则石帆山”考量，约今浙江绍兴东二十二里吼山之南侧。
若邪溪，即今浙江绍兴县东南之平水江。源出若邪山,北流至绍兴市东入浙东运河。《水经·渐江水注》: “东带若邪溪,《吴越春秋》 所谓欧冶涸而出铜,以成五剑。溪水上承嶕岘麻溪,……下注大湖”[110]
溪水上承嶕岘麻溪，溪之下，孤潭，周数亩，甚清深，有孤石临潭。乘崖俯视。猨狖惊心，寒木被潭，森沈骇观。上有一栎树，谢灵运与从弟惠连常游之，作连句，题刻树侧。麻潭下注若邪溪，水至清照，众山倒影，窥之如画。汉世刘宠作郡，有政绩，将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钱出送，宠各受一文。然山栖遯逸之士，谷隐不羁之民，有道则见，物以感远为贵，荷泉致意，故受者以一钱为荣，岂藉费也。义重故耳。
溪水下注大湖，邪溪之东，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郑公泉，泉方数丈，冬温夏凉。汉太尉郑弘宿居潭侧，因以名泉。弘少以苦节自居，恒躬采伐，用贸粮膳。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风送之，虽凭舟自运，无杖檝之劳。村人贪藉风势，常依隋往还，有淹留者，徒辈相谓，汝不欲及郑风邪？其感致如此。湖水自东亦注江通海，水侧有白鹿山。山北湖塘上旧有亭，吴黄门郎杨哀明，居于弘训里，太守张景数往造焉，使开渎作埭，埭之西作亭，亭、埭皆以杨为名。孙恩作贼，从海来，杨亭被烧，后复修立，厥名犹在。东有铜牛山，山有铜穴，三十许丈，穴中有大树神庙。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练塘里。
若耶溪不仅景色清秀，而且水质甜美犹如陈酿，可以醉人。若耶溪东有沉酿埭。若耶溪水注入大湖(鉴湖)，耶溪之东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郑公泉，泉方数丈，冬温夏凉，汉太尉郑弘宿居潭侧，因以名泉”。东晋之后士人的审美情趣发生了转变，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自然山水中。风光绮丽的鉴湖，逐渐成为隐士文人的向往之所。若耶溪南旁有葛仙翁钓矶，又称葛仙石。据说“葛稚川(葛洪)常投竿坐憩于此，谢康乐兄弟皆常游，每至此酬唱忘归。”〔嶕岘麻溪下有一孤潭，“上有一栎树，谢灵运与从弟惠连常游之，作连句，题刻树侧。”〔二谢的唱和开了后世文人吟咏若耶溪的风气。南朝之后鉴湖成为越地秀丽山水的标志，是历代诗人吟咏的对象，鉴湖的四时美景不时出现在诗篇中。[111]
郑公泉，宋代名泉。在绍兴府(治今浙江绍兴市)王云乡,因郑宏而得名,其水宜茶。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绍兴府·古迹》:“郑公泉,在会稽王云乡,去葛仙翁钓矶为近,以郑宏得名,味极甘宜茶。”[112]
铜牛山，姑中山又称铜牛山,在今上虞市东关镇联塘村以南的银山,《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载:“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越人谓之铜姑渎,长二百五十步,去县二十五里。”《水经注》载:“铜牛山古名姑中山,东有铜牛山有铜穴三十丈许,山中有冶官。陈元甫认为这里所说的“有铜穴三十丈许”,实际上就是经长期开采矿石形成的老窟。可见,这一矿藏早在越国时期就被开采和利用,今银山上矿井遗迹尚存。[113]
白鹿山,在今浙江绍兴市东南。《越绝书·地传》:“白鹿山在犬山之南,去县二十九里。”[114]
弘训里，六朝，县级以下有乡、亭、里、伍之制，略同于汉。西晋统一后，乡的管辖范围逐渐缩小，其地位逐渐下降，按户口多寡规定一县乡的规模以及乡官员额。具体为：县500户以上置乡，3000户以上置2乡，5000户以上置3乡，万户以上置4乡，乡置啬夫1人。按千户为准，乡户不满千．置治书史1人；千户以上，置史、佐、正1人；5500户以上，置史1人、佐2人。此外，还规定“县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不得减五十户。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南朝，乡、亭组织逐渐废弃，里级组织设置比较普遍。当时，乡民有乡曲、乡党、邻曲、同里、乡人、邻里、邻人、里中、乡里、村里等称谓。家乡也称乡里。南朝，随着里级组织建制的增多，今浙江境域的里，史籍记载较多如[1]《晋书》卷二四。(2]《梁书》卷三。[3]《陈书》卷三。吴兴郡武康县有博陆里、废头里，乌程县有纯孝里、千秋里，长兴县有下若里，故鄣县有孝行里。吴郡嘉兴县有西埏里，钱唐县有佳义里，海盐县有亭里。会稽郡山阴县有都阳里、弘训里、康乐里、东明里，永兴县有独枫里(因郭世道孝义改为孝行里)、概中里，诸暨县有孝义里、东湾里，剡县有清苦里(因王知玄孝道改名孝家里)，上虞县有上塘里、阳中里。同一个地方的人常称之为“同里”，这在钱唐、山阴、永兴等县已是常用词。如在《宋书》卷九一钱唐范叔孙的传中，“同里”一词出现了4次：“同里范法先……又同里施渊夫……又同里范苗……又同里危敬宗二”在《南齐书》卷五五会稽永兴倪翼之母丁氏的传中，“同里”一共出现了3次：“同里陈穰……又同里王礼妻徐氏……同里左侨……”[115]
A7
《吴越春秋》云：句践炼冶铜锡之处。采炭于南山，故其间有炭渎。句践臣吴，吴王封句践於越百里之地，东至炭渎是也。县南九里有侯山，山孤立长湖中。晋车骑将军孔敬康少时，遯世栖迹此山。湖北有三小山，谓之鹿野山，在县南六里，按《吴越春秋》，越之麋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游息处矣。县南湖北有陈音山。楚之善射者曰陈音，越王问以射道，又善其说，乃使简士习射北郊之外。按《吴越春秋》，音死，葬于国西山上，今陈音山乃在国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诸邸舍，连衍相属。
越王都埤中，埤中是越王允常的都城。孟文镛、方杰等学者根据《水经注》和《会稽记》所载，推测埤中地望当在今诸暨东北湄池区阮市至店口一带。考古资料显示,今阮市镇的柁山坞村，白浦村、下檀村等地，分布着密集的烧造越式器印纹硬陶的窑址(或称制陶工场)。在柁山坞山咀前后的坡地上，离地面0.6-0.8米深处的土层中，有大量印纹陶整器及残件出土,纹饰有米字、网纹、方格、席纹等器形有鼎、罐、罍等生活用的炊器及盛贮器为主而且器形比较大。全诸暨数阮市一带的遗址，窑址为最多。特别是在柁山坞村口的水田里已发现春秋战国遗址,这种遗址,往往是部族聚居地的衍生。发现制陶工场遗址表明这一带正是越部族聚居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同时伴出的木构件多带榫卯结构。估计一旦经过科学发掘，不难揭晓这个“允常之都在诸暨埤中”的谜底。[116]
又于湖中筑塘，直指南山，北即大越之国。秦改为山阴县，会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会诸侯计于此，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始以山名，因为地号。夏后少康封少子杼以奉禹祠为越。世历殷、周，至于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卒，句践称王，都于会稽。《吴越春秋》所谓越王都埤中，在诸暨北界，山阴康乐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吴，故北其门，以东为右，西为左，故双阙在北门外。阙北百步有雷门，门楼两层，句践所造。时有越之旧木矣。州郡馆宇，屋之大瓦，亦多是越时故物。句践霸世。徙都琅邪，后为楚伐，始还浙东。城东郭外有灵氾，下水甚深，旧传下有地道，通于震泽。又有句践所立宗庙，在城东明里中甘滂南。又有玉笥竹林云门天柱精舍。并疏山创基，架林裁宇，害涧延流，尽泉石之好，水流迳通。
大越之国(山阴县、会稽郡治),曲英杰推测,山阴大城平面略呈南北扁长方形,东北城角、西南城角向内折曲,东南城角向外凸出。其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长约2000米,扣除西北角所缺(府山长约800米),四边长度相加得8200余米,与《越绝书》所记“周二十里七十二步”基本相吻合。[117]林华东推测,原山阴大城西城墙可能自句践小城(今府山一带)南城墙沿绍甘公路至鲍郎山一带,南城墙当在绍兴人民大会堂至浙江涤纶厂宿舍一带,东城墙可能自浙江涤纶厂宿舍转向花园阪、福利院、黄琢山至五云门一带,北城墙可能在小江桥以南、大城湾向西一带。[118]孟文镛、方杰认为范蠡构筑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是根据当地的山岗水系等自然地理条件而建成的。根据文献记载,绍兴当时有九座孤丘,即种山(府山、卧龙山)阳堂山(鲍郎山)、怪山(塔山)火珠山、蛾眉山、蕺山、白马山、彭山、黄琢山。(关于九山方位，现存墨润堂石印《绍兴府城衢路图》有明确记载)虽然阳堂、火珠、蛾眉、白马、彭山、黄琢诸山均已泯灭，然而更高的种山、怪山、蕺山犹存,三山鼎峙，屹立城中，成为这个古都近二千五百年来绝对稳定的地理坐标。可据此以探寻山阴大城的范围。他们推测山阴大城的城垣，其西面可能起自拜王桥附近,往南止于阳堂山麓，今绍兴茶厂在城内,而今绍兴师专在城外。因为绍兴茶厂曾出土有大量的印纹陶、原始青瓷片及残青铜器等,而绍兴师专一带则为低洼地和风则江。南面可能起自阳堂山麓,往东经今和畅堂、咸亨大酒店、稽山中学、浙江涤纶厂宿舍，止于罗门。因为一是这一带曾出土有不少印纹陶、原始青瓷残件，二是《嘉泰会稽志》卷十载:箪醪河“一名投醪河，《旧经》云越王勾践投醪之所。或又名劳师泽。”这条投醪河应在山阴大城的南城墙之外。《嘉泰会稽志》卷一引《图经》云:山阴大城“城南近湖百许步”,即离今罗门港(南大港)当有百步之遥。东面可能由罗门往北，经东郭门五云门都泗门,止干大城湾。在今沈园缪家桥花园畈等东城墙内曾出土有印纹陶片原始青瓷器、青铜器可以佐证。至于北面《越绝书》云“不筑北面”，《吴越春秋》云“外廓筑城而缺西北”,看来北面没有城墙。据《嘉秦会稽志》卷九载:“勾践故城东北三里有山曰蕺，蔬类也。传云越君所嗜，常采用于此，遂用名之”，说明蕺山在城东北三里。又从今绍兴之一中学曾出土的春秋战国青铜器刀、矛、削、铲多件,以及体育场出土的印纹陶、原始青瓷等情况看,山阴大城北面的范围可能由大城湾往西,包括今东大池以南、小江桥河沿新河弄以南地区。而蕺山、白马山、彭山均在城外。[119]
山阴大城的城门 ,《越绝书》云“陆门三、水门三”(明万历吴琯《古今逸史》刊本为“陆门二,水门三”)。有文献可考者仅东郭门、雷门、北郭门，余均失载。东郭门，据《越绝书》卷八载:“山阴古陆道，出东郭，随直渎阳春亭,山阴古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看来东郭门既有陆道，又有水道。北郭门，据《越绝书》卷八载，“勾践之出入也......去从北郭门,炤龟龟山”,“北郭外路南溪北城者,勾践筑鼓钟宫也”。此门当在城北，很可能在大城湾一带。雷门，即今五云门《水经注·渐江水》载:“阙北百步有雷门,门楼两层,勾践所造,时有越之旧木矣。”《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云:雷门“勾践所立,以吴有蛇门得雷而发,以表事吴之意。”《嘉庆山阴县志》卷五云:“正东曰五云门,古雷门,勾践所立”。[120]
震泽,古泽薮名。又名具区。即今江苏太湖。《尚书·禹贡》: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 即此。[121]
甘滂，地望约在今绍兴皋埠之阳浜村 (高阳村与甘滂村 ),傍镜湖。[122]
B2
浙江又北迳山阴县西。西门外百馀步有怪山。本琅邪郡之东武县山也，飞来徙此，压杀数百家。《吴越春秋》称怪山者，东武海中山也，一名自来山，百姓怪之，号曰怪山。亦曰：越王无疆为楚所伐，去琅邪，还浙东，东武人随居山下。远望此山，其形似龟，故亦有龟山之称也。越起灵台于山上，又作三层楼以望云物。川土明秀，亦为胜地。故王逸少云：从山 *** 上，犹如镜中行也。
龟山（怪山），在今绍兴市区南部。相传该山在越王勾践时,一夕自琅那东武海中飞来徙此,故一名飞来山,又名怪山.因山麓旧有宝林寺,故山又名宝林山.上有应天塔,今称塔山。该山现已建为塔山公园。游台建于龟山之上,见于《越绝书》、《吴越春秋》、《水经注》,已如上列.游台即灵台,见于《吴越春秋》、《水经注》。[123]
浙江之上，又有大吴王、小吴王邨，并产阖闾、夫差伐越所舍处也。今悉民居，然犹存故目。昔越王为吴所败，以五千馀众，栖于稽山。卑身待士，施必及下。《吕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会稽也，有酒投江，民饮其流，而战气自倍。所投即浙江也。许慎、晋灼并言江水至山阴为浙江。江之西岩有朱室坞，句践百里之封，西至朱室，谓此也。
大吴王、小吴王邨，“邨”,《说文解字》:“地名，从邑，屯声。”段注:“本音豚，俗读此尊切，又变字为村。”梁顾野王《玉篇·邑部》:“且孙切，地名。亦作村，音豚。"又《集韵·魂韵》:“村聚也，通作邨。”《正字通·邑部》:“墅也，聚落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邨,《广雅·释诂四》:'邨，国也’。此'邦’之误字。后世用为村落、乡村。”从上引历代字书有关“邨”字的解释，“邨”似经历了一个从“地名”“邦名”到“聚落”的演变过程，或可昭现汉唐时期村聚形成的某些事实……《水经注疏》卷40渐水》: “浙江之上,又有大吴王、小吴王,并是阖闾、夫差伐越所舍处也。今悉民居,然犹存故目。守敬按,……华氏《考古》云:有大吴王村、小吴王村,并是阖闾、夫差伐越所舍处也。这是所见的几条关于“邨”的史料。同一时期,“村”字出现了,且渐有以“村”代“”之趋势,至后世,绝大部分被改为“村”字。[124]
朱室坞，《水经注疏》引《一统志》载:萧山县东北三十二里,洛思山下,有朱室坞;《读史方舆纪要》:洛思山,在县东四十三里。下有朱室坞.。
浙江又东北迳重山西，大夫文种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楼亭，亭本在山下，县令殷朗移置今处。沛国醒俨，避地会稽，闻陈业履行高洁。往侯不见。俨后浮海，南入交州，临支遗书与业，不因行李，击白楼亭柱而去。升陟远望，山湖满目也。永建中，阳羡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汉高帝十二年，一吴也，后分为三，世号三吴，吴兴、吴郡、会稽其一焉。
重山,又称种山、卧龙山、府山,在今浙江绍兴西北,是春秋时越国大夫文种所葬之地。文种墓位于府山东北隅。《越绝书》：“种山者，句践所葬大夫种也。”《吴越春秋》：“越王葬种于国之西山”墓于1981年重修。东北向，圆形，块石叠砌，高1米、周13.20米，黄土封顶。墓前建有石亭，单檐歇山顶。亭内碑高2.40米、宽0.80米，阳面镌“越大夫文种墓” ，阴面刻重修文种墓碑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楼亭，在今浙江绍兴市城区西北隅卧龙山（府山）上。李白《赠僧崖公》有“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楼亭。[125]
三吴,古地区名。三国吴韦昭著有《三吴郡国志》,其书久佚,所指“三吴”不详。其后说法不一: 《水经注》以吴郡、吴兴、会稽三郡为三吴,相当今江苏太湖以东、以南和浙江绍兴、宁波一带.[126]
浙江又东迳御儿乡。《万善历》曰：吴黄武六年正月，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隋地便能语，云：天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因是诏为语儿乡非也。御儿之名远矣，盖无智之徒，因藉地名，生情穿凿耳。《国语》曰：句践之地，北至御儿是也，安得引黄武证地哉？韦昭曰：越北鄙在嘉兴。
御儿乡，越地之北界,《越语》称“至御儿”,韦注:“今嘉兴御儿乡是也”;《越绝书》称“至就李”,《越绝书·记地传》日:“语儿(御儿)乡,故越界。”同时据《越绝书·吴地传》知语儿与就李乃邻近之地,所以《越绝书》谓“就李”、“语儿”皆越界。就李即携李。大多数学者认为携李在嘉兴。那么,《越语》与《越绝书》所记越地北界是一致的.[127]
C2
浙江又东迳柴辟南，旧吴楚之战地矣。备侯于此，故谓之辟塞，是以《越绝》称吴故从由拳、辟塞渡会稽，溱山阴是也。
柴辟(亭),在今浙江桐乡市西南崇福镇东南。《汉书·地理志》 会稽郡由拳县:“柴辟,故就李乡,吴、越战地”《越绝书》卷8:“语儿乡,故越界,名曰就李,吴疆越地以为战地,至于柴辟亭”《水经·渐江水注》:“浙江又东径柴辟南,旧吴、楚之战地”[128]
又迳永兴县南，县在会稽东北一百二十里，故馀暨县也。阖闾弟夫概之故邑也。王莽之馀衍也。汉末，童谣云：天子当兴东南三馀之间。故孙权改曰永兴，县滨浙江。
永兴县（故馀暨县），)三国吴以余暨县改名,治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长兴，属会稽郡。唐代杜佑《通典·州郡典》记载:“汉末童谣云,天子当兴东南三馀之间,吴乃改会稽之馀暨为永兴,分馀不为永安,以协谣言。”从上述可以看出,“馀暨”的改名与童谣有关。《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陆凯……黄武初,为永兴、诸暨长。地方学者认为,三国吴黄武初年“馀暨”改名永兴县的可信度大些。[129]
又东合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迳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悬三十馀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泄悬百馀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馀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
诸暨县，秦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诸暨市。《元和志》卷26越州诸暨县:“界有暨浦、诸山,因以为名”[130]
泄溪，浦阳江支流五泄溪,又称泄溪,溪流从雷鼓山顶向铁岭绕二山谷奔腾而下,在长约1500米的流程中,形成五处瀑布。因为当地历史上的方言称瀑布为“泄”,所以出现了五泄这个数字地名,直到今天,五泄仍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区。[131]
江水又东迳诸暨县南，县临对江流，江南有射堂。县北带乌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诸暨，亦曰句无矣。故《国语》曰：句践之地，南至句无。王莽之疏虏也。夹水多浦，浦中有大湖，春夏多水，秋冬涸浅。江水又东南迳剡县，与白石山水会。山上有瀑布，悬水三十丈，下注浦阳江。浦阳江水又东流南屈，又东回北转，迳剡县东，王莽之尽忠也。县开东门向江，江广二百馀步。自昔耆旧传，县不得开南门，开南门则有贼盗。
句无，春秋越地。在今浙江诸暨市南二十四里句乘山。《国语·越语上》:“句践之地,南至句无。”韦昭注:“今诸暨有句无亭是也。”即此。[132]
夹水多浦，浦中有大湖，五泄溪、枫桥江等,上游多为山溪性河流;中游河干蜿蜒于低洼的平原,河流流速变缓,在诸暨县城以下,河道分为两派,从太平桥出县治,流至茅渚埠,分为东西两支,西支经赵家埠、姚公埠至三江口,东支流于茅渚埠向东分流,绕大侣湖之东,过墨城湖,江藻,北与枫桥江合流,白塔湖水也相继流入,至三江口与下西江汇合。在两江之间有大量蓄水湖泊,《水经注》中称:“夹水多浦,浦中有大湖。[133]
剡县，(剡shàn)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浙江省嵊州市西南。三国吴移今嵊州市。[134]林昌丈认为浦阳江水不经剡县,此处“江水”当是剡溪。（愚按：此论有待商榷；因上述郦注亦有“浦阳江水又东流南屈，又东回北转，迳剡县东”的明确记载，故此处之江水很明显就是指浦阳江而言的。）白石山,晋孔晔《会稽记》曰:“剡县西七十里有白石山,上有瀑布,水悬下三十丈。”白石山当即今东白山,处于会稽山脉南麓,在长乐镇西、虎鹿镇北(见“剡县出土汉至六朝时期墓葬、墓砖分布示意图)。晋南朝时,剡县城址位于今嵊州市剡湖街道剡山下,与孔晔记载白石山在剡县西七十里的道里数较符合。然《元和郡县图志》卷26《江南道二·浙东观察使》“剡县”下曰:“汉旧县,故城在今县理西南一十二里,吴贺齐为令,移理今所。”7又《太平寰宇记》卷96《江南东道·越州》“剡县”下引孔晔《会稽记》曰:“县本在江东,贺齐为剡令,移于今所。”8据《三国志·贺齐传》,贺齐由会稽郡吏调任剡长,在建安元年(196)之前。9当时剡县称“长”而非“令”,《元和郡县图志》与《太平寰宇记》所据《会稽记》皆误。综合来看,贺齐对剡县城址的迁移与当地“山越”叛乱有莫大关系。汉代剡县城址,《会稽记》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记颇有出入,疑其治所本在剡县西南甘霖、长乐一带,贺齐因镇抚剡县“山越”而将治所迁往剡山山麓。[135]
江水翼县转注，故有东渡、西渡焉。东南二渡，通临海，并泛单船为浮航。西渡通东阳，并二十五船为桥航。
屠剑虹认为这些浮桥多置于水面宽阔处,因架设浮桥比永久性桥梁的投资要低得多,且施工便捷,所以从古至今均被采用。在明万历《绍兴府志》中,记载钱清建有浮桥。由于浮桥横截江河,虽然便利了两岸交通,却阻碍了航道,因此浮桥往往能启闭,称为门桥,以便放行船只。但今日钱清浮桥已不存。目前,在诸暨市江藻镇、店口镇、直埠镇等地的江面上仍置有浮桥,十数艘船只横排江面,上架木梁,覆以木板,两侧以竹缆及铁链连贯,恃铁链以稳固桥身。过去常用木船组成浮桥,而今多用水泥船只代之。[136]
江边有查浦，浦东行二百馀里，与句章接界。浦里有六里，有五百家，并夹浦居，列门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馀洪溪、大发溪、小发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散入江。夹溪上下，崩崖若倾。东有簟山,南有黄山，与白石三山，为县之秀峰。山下众流前导，湍石激波，浮险四注。查浦，即查渎。在今浙江萧山市西南。[137]林昌丈认为查浦,位于剡溪右岸,即黄泽江与剡溪交汇处。“浦里有六里,有五百家,并夹浦居,列门向水,甚有良田。”查浦定居着五百家人户,是规模较大的聚落。又曰:“有青溪、余洪溪、大发溪、小发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散入江。夹溪上下,崩崖若倾。”查浦被划分成六里,有居民五百家,与其地处行旅孔道有关。[138]
句章,春秋时越国之邑(故城在今浙江慈溪西南35里城山渡之东),以邑为氏。[139]
簟山，在今浙江嵊县东。《方舆纪要》 卷92绍兴府嵊县: 簟山 “在县东三十里。以山势平如簟席而名”。[140]
浦阳江又东迳石桥，广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径七尺，桥上有方石，长七尺，广一丈二尺。桥头有磐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两旁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许丈，溪中相攻，赑响外发，未至桥数里，便闻其声。
石桥，南宋《嘉泰会稽志》卷十一《桥梁》的记载认为此桥在当时的新昌县东七十里,并依据调查推断它的名称为“石笥桥”。 马峰燕认为虽然“石桥”更为具体的地理位置,现已不易查清了,但从文献记载来看,它应该是地处交通要道的并且具备可以提供行人休息、饮水设施的大型石桥。而且从“桥上有方石(很可能是拱桥上常用的千斤石),长七尺,广一丈二尺”的记载来看,它很可能是一座大型的石拱桥。从《水经注》成书的年代来推断,这座石桥存在的时间可能是东汉至两晋时期。[141]
D2
江水北迳嵊山，山下有亭，亭带山临江，松岭森蔚，沙渚平静，浦阳江又东北迳始宁县嶀山之成功峤。峤壁立临江，欹路峻狭，不得并行。行者牵木稍进，不敢俯视。峤西有山，孤峰特上，飞禽罕至。尝有采药者，沿山见通溪，寻上，于山顶树下，有十二方石，地甚光洁。还复更寻，遂迷前路。言诸仙之所憩宴，故以坛宴名山。峤北有嶀浦，浦口有庙，庙甚灵验，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侵窃，必为蛇虎所伤。北则嶀山与嵊山接，二山虽曰异县，而峰岭相连，其间倾涧怀烟，泉溪引雾，吹畦风馨，触岫延赏。是以王元琳谓之神明境，事备谢康乐《山居记》。
嵊【shèng】 山，在今浙江嵊州北三十里剡溪东岸。[142]
嶀(tū )山,在今浙江嵊县北二十八里。宋《嘉泰会稽志》卷9嵊县: 嶀山“两岸峻壁,乘高临水,深林茂竹,表里辉映”。[143]
成功峤，按杜春生《越中金石记》:“谢玄破符坚归,乡人荣之,大书成功峤三字于嶀山”。
浦阳江自嶀山东北，迳太康湖，车骑将军谢玄田居所在。右滨长江，左傍连山，平陵修通，澄湖远镜。于江曲起楼，楼侧悉是桐梓，森耸可爱，居民号为桐亭楼，楼两面临江，尽升眺之趣。芦人渔子，泛滥满焉。湖中筑路，东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虚，垂檐带空，俯眺平林，烟杳在下，水陆宁晏，足为避地之乡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谢灵运取甓诣京，咸传观焉。乃如龟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
太康湖，太康湖因谢玄故里陈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之城池相传为夏朝第二代国王太康所始建,故得名。对太康湖之美景,谢灵运《山居赋》有载。[144]宋红等学者实地踏勘后认为从嵊州钓鱼潭村入谷，至李岙村，中间为一个小口大腹的葫芦形谷地。从地形判断，犹如《山居赋》所谓“正北狭处，践湖为池”的太康湖。[145]
桐亭楼，遗址当在曹娥江江曲的嵊县江东马岙村。丁加达在查访中发现的“古桐亭楼”一碑却在离马岙村五里的李岙村。据李岙村民说,它曾是村外二里处的一个旧庵拆来的。李岙村在车骑山北麓,马岙在西麓。[146]
山中有三精舍，龚剑锋等学者认为始宁庄园的主要建筑有曾山精舍、桐亭楼、飞翼楼精舍等,亦即郦注之“山中有三精舍”。（愚按：按上述郦注“桐亭楼”与“山中有三精舍”很显然是相互独立的，不宜混为一谈。）龚剑锋等认为曾山精舍位于车骑山(即曾山)之巅,其址在今嵊州江东乡车骑山救书岭。此为谢玄始建始宁庄园时所建造的之一幢居宅。因位于始宁庄园南部,故又称南山、南居。谢灵运称“南山是开创卜居之所”。[147]
“琵琶圻古冢堕水，甓有隐起字云：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张鹏飞认为此类古墓砖铭文，其铭文或言“筮言吉，龟言凶，三百年，堕水中”(《独公冢砖铭》)，或言“筮吉龟凶，八百年落江中”(《浦阳江侧冢甓书》)，或言“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龙沙冢砖》)，或言“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堕水中”(《琵琶折古墓砖铭》)，或言“《易》卦吉，龟卦凶，四百年后堕江中”(《上虞县古墓砖铭》)，或言“三百年后，水漂我至长江垂”(《三峡悬馆铭》)，文辞虽稍异，然所言之事则极为相似，其文多为筮吉龟凶之谶语，皆出于汉魏之世临水之古墓，可知筮短龟长之说，秦汉以来盛行于世，乃至晋宋时犹盛行也。[148]
龚剑锋等学者认为上述郦注顺着剡溪的流向,从始宁庄园的西南角“会以双流,萦以三洲”处开始描述,依次介绍了剡溪右岸的嵊山、嵊亭及江上的沙洲, 剡溪左岸嶀山上的成功嶀、坛宴山以及嶀浦、嶀浦庙, 剡溪右岸始宁庄园内的太康湖、桐亭楼、三精舍及江中的琵琶析。剡溪过琵琶析再北流2.5公里即到始宁县故治三界镇,亦即始宁庄园的东北角。《水经注》这一记载非常概括和正确,亦可作为始宁庄园地理位置考查等的一条有力的佐证。[149]
浦阳江又东北迳始宁县西，本上虞之南乡也。汉顺帝永建四年，阳羡周嘉上书，始分之。旧治水西，常有波潮之患。晋中兴之初，治今处。县下有小江，源出<山兆>山，谓之<山兆>浦，迳县下西流注于浦阳茠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山阴浦而达于江。江广百丈，狭处二百步，高山带江，重荫被水，江阅渔商，川交樵隐，故桂棹兰栧，望景争途。江南有故城，太尉刘牢之讨孙恩所筑也。
始宁县,古县名。东汉永建四年(129年)析上虞县南乡置,治今浙江省嵊州市东三界镇。属会稽郡。[150]嵊州市三界镇位于嵊州市北部，剡溪下游，距市区十九公里，东傍下王镇，南临仙岩镇，西与绍兴县王坛镇毗邻，北与上虞市章镇接壤，因地处绍兴、上虞、嵊州交界之地而得名。此即古始宁县县治之所在。《嘉泰会稽志》卷一“废县”条曰：“汉顺帝时分上虞南乡为始宁县，隋平陈废。”在三界镇老街中部，昔有三板桥，谓三块石板各代表三界之一方。今桥、水俱已不存，而街旁仍留有三板桥巷名。老街尽头有城隍庙，始建于东汉顺帝四年，共三进，旁有一座钟鼓楼，楼顶有龙吻，楼内悬挂一口千斤大铜钟。1942年，日寇扫荡三界，城隍庙与钟鼓楼被焚毁，大铜钟亦被抢走。今城隍庙为1946年重建。惟县治方可建城隍庙，此乃始宁县位置之明证。[151]
江南之故城,熊会贞认为在上虞县西南。（会贞按：《晋书?刘牢之传》孙恩入会稽，牢之东征，屯上虞，即此城也。在今上虞县西南。[152]）
E2
江水东迳上虞县南，王莽之会稽也。本司盐都尉治也，地名虞宾。《晋太康地记》曰：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详孰是？
上虞县，秦置,属会稽郡。治所即今浙江上虞市(百官镇)。《水经·渐江水注》 引《晋太康地记》云:“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 因相虞乐,故曰上虞。”隋开皇九年(589)废。[153]
陈民镇先生认为良渚文化与虞舜有关（著名历史学者王晖先生有相同的看法）；不少学者认为良渚文化可以算得上中国的之一个王朝了，实际上先秦文献中往往虞、夏、商、周四代并提，虞代并不限于虞舜，据《韩非子·显学》，虞代延续了一千余年，陈民镇先生从各方面的线索推测良渚文化便是虞朝的考古学文化。从上山文化（距今约一万年）到跨湖桥文化到马家浜文化及河姆渡文化到崧泽文化及凌家滩文化，可以说，东南地区长期走在时代的前列，良渚文化的文明高度不是凭空出现的。[154]
徐建春先生根据前人工作，在大量查阅历代方志的基础上，统计出上虞、余姚和附近的绍兴三地传说中的舜的故迹有27处之多[155]，其中，舜的遗迹就有17处，从其表格中摘出有关舜的情况列表如下：
县南有兰风山，山少木多石，驿路带山傍江，路边皆作栏干。山有三岭，枕带长江，苕苕孤危，望之若倾。缘山之路，下临大川，皆作飞阁栏干。乘之而渡，谓此三岭为三石头。丹阳葛洪遯世居之，基井存焉。琅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宅兰风，垂钓于此，以永终朝。行者过之，不识，问曰：卖鱼师，得鱼卖否？方平答曰：钓亦不得，得复不卖。亦谓是水为上虞江。
兰风山，一名兰芎山。在今浙江上虞市东南六里。[156]楼劲认为与道教传播直接相关的一个显著现象，则是诸神仙传说密集于浙东……兰风、小白山等等，本来仅为当地名胜，却皆因其仙踪缥缈，并与葛洪、王方平等道教神仙人物结缘而得远近闻名。至于本就名声甚著，相传又有禹遇东海圣姑的会稽山、黄帝游仙之处的缙云山、葛玄等灵仙所居的天台山之类，则更仙迹密布而聚集了众多著名道观，也就愈为天下人所神往了。这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值得注意，即道教推崇的洞天福地，不少都分布在区区浙东一地。据北宋道士张君房《云笈七签》所记，唐以来公认的道教“十大洞天”中，浙东有天台赤城山等三处；“三十六小洞天”中，浙东有四明、会稽山等八处；“七十二福地”中，浙东有东、西仙源、天姥岑等十五处。所谓洞天福地即道教史上影响巨大的神仙名道居处所在，为天下修道成仙的更佳之地，而大多成名于六朝时期。浙东地区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如此之高，正是唐以前其地已为天下道众趋鹜向往的体现。[157]
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中有大独小独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渔浦王庙,庙今移入裹山。此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黄山、泽兰山；重岫叠岭，参差入云。泽兰山头有深潭，山影临水，水色青绿。山中有诸坞，有石楗一所，右临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
渔浦湖，按上述郦注“（上虞县）县之东郭外有渔浦湖”推析则此渔浦湖的位置大约在今浙江上虞市百官镇东白马湖东侧一带。按此则渔浦湖中的大独山、小独山、覆舟山亦应在白马湖东侧一带。清儒朱士敝等按上述郦注“渔浦湖中……三山孤立水中”推测三山即:癸巳、羊山、月山。（东郭外者据百官旧治言三山疑即:癸巳、羊山、月山[158]）
渔浦王庙,六朝时期,会稽郡内由于儒、释、道的推波助澜,神话、仙话、鬼话和人话就混杂在一起,祈神、祀鬼、求仙长生成为人的日常活动之一。鲁迅在《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中说:“中国本性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59]。”上虞县在六朝时供奉渔浦王神,建有渔浦王庙。地方学者考证渔浦王庙在今上虞市上浦梁湖、皂湖一带。[160]
白马潭,约今白马湖一带。上虞县东与余姚县接壤,南为丘陵山地,西连曹娥江下游段,北濒钱塘江河口,曾是洪、潮、涝、旱易发地带。东汉,上虞县北部先后建成白马湖、上妃湖蓄水灌溉。据《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载,东汉时已有白马、上妃两湖蓄水灌田:“白马湖在夏盖湖之南,周围四十五里八步;上妃湖在夏盖湖之南,白马之西,周围三十五里。”郦道元《水经注》卷四○云:“白马潭,潭之深无底。传云创湖之始,边塘屡崩,百姓以白马祭之,因以名水。”相传湖创自东汉,周45里,三面皆山,36涧之水悉汇于湖,灌溉田40余顷。属泻湖,三面环山,诸山溪涧入湖,环境幽雅。[161]
江南有上塘、阳中二里。隔在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灵符遏蜂山前湖以为埭。埭下开渎，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无淹溃之害。县东有龙头山，山崖之间有石井，冬夏常冽清泉，南带长江，东连上陂。
会稽郡曹娥江下游东部，上虞县白马湖、余姚县穴湖周围有大片水田。上虞县境内，孙吴时曾置典农都尉，组织屯田。白马湖南上塘、阳中二里，通过会稽内史孔灵符主持筑埭、开渎、建水楗，土地得以免遭江水淹溃，旱涝保收……南朝宋大明年间，为解决“山阴土境褊狭，民多田少”，人口过于稠密的状况，孔灵符表徙山阴无赀之家至余姚、鄞、郧三县界开垦湖田，并成良业。昔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变成了良田沃壤。这次由 *** 领导的移民开垦，使甬江流域平原地区获得实质性开发。[162]
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旴，迎涛溺死，娥时年十四，哀父尸不得，乃号涌江介，因解衣投水，祝曰：若值父尸，衣当沈。若不值，衣当浮。裁落更沈，娥遂于沈处赴水而死。县令度尚，使外甥邯郸子礼为碑文，以彰孝烈。江滨有马目山，洪涛一上，波隐是山，势沦嵊亭，间历数县，行者难之，县东北上，亦有孝子杨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与母入山采薪，为虎所副，自计不能御，于是抱母，且号且行，虎见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诚贯精微，孰能理感于英兽矣。又有吴渎，破山导源，注于胥江；上虞江东迳周市而注永兴。
《曹娥碑》，曹娥是东汉有名的孝女,其事迹传播最为重要的文本是东汉邯郸淳的《曹娥碑》: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沉,(爰)兹适居。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汉安二年(按:143)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时娥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以汉安迄于元嘉元年(151),青龙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之。辞曰:(略)。曹娥事亦载范晔《后汉书·列女传》卷84,2794。此碑是曹娥死后八年,东汉上虞县令度尚为彰表其孝行所立,碑文为邯郸淳作,因蔡邕“黄绢幼妇,外孙齑臼[163]”的题字而声名大噪……无独有偶,这种孝女故事书写模式亦见于《后汉书·列女传》的《叔先雄传》。叔先雄较曹娥稍早,为东汉永建间(126—131)人,其父乘船堕水,“尸丧不归”,雄“感念怨痛,号泣昼夜,心不图存”,遂“自投水死”,六日后“与父相持,浮于江上”[164]今曹娥庙中,度尚所立汉碑原碑已佚,尚存历代诸翻刻碑,其中以王羲之、蔡卞、李邕、王作霖、钱泳等诸家翻刻碑盛名于世。[165]
“洪涛一上,波隐是山(江滨马目山)，势沦嵊亭间历数县行者难之”，李志庭认为“弄潮之戏”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具体的实例则与上述的孝女曹娥有关。始见《后汉书》该书卷84《列女传》孝女曹娥传:曹娥“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婆娑迎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乃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这是一个发生在浙东曹娥江上的催人泪下的悲剧故事。钱塘江的支流曹娥江，也是一条颇受潮汐影响的河流。五月五日是潮浪较大的日子所以“溯涛婆娑迎神”亦即迎潮神的活动在这里进行。“溯涛婆娑迎神”也就是“溯涛触浪”的“弄潮”。这一次迎潮神(伍子胥)即汉安二年(143年)五月五日，曹盱迎神大概是见诸记载最早的一次“弄潮”活动。曹盱不会是最早的弄潮者,曹盯“溯涛婆娑迎神”也不会是最早的弄潮。曹盱虽然因此而葬身江底不过他还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孝女曹娥而得以名垂青史，其他的人就没有曹盱的幸运了。[166]
张鹏飞认为《水经注》中故事异闻类型众多，然于道德品性之典范，道元尤为关注，其中又以忠孝之观为重中之重，这也与儒家提倡的忠孝观念相吻合。不仅上天特别眷顾忠孝之人，甚至连山中野兽也感其精诚，不忍加害，道元利用这些故事宣扬孝道，以感化世人。至于以孝烈闻名于乡里，受当地百姓或县令立碑表彰者，道元尤详加记载，以传其美德于后人，这正如《孝经·圣治章》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167]
《地理志》曰：县有仇亭，柯水东入海。仇亭有县之东北一十里江北，柯水疑即江也。
仇亭，西汉建。在今浙江省上虞市东北。《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上虞县“有仇亭”,即此。[168]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曾自号“仇亭老民”；盖以其祖籍为浙江上虞越东乡罗家村。按此仇亭约在罗家村一带[169]。
又东北迳永兴县东，与浙江合，谓之浦阳江。《地理志》又云：县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又疑是浦阳江之别名也，自外无水以应之。
永兴县,古县名。三国吴以余暨县改名,治今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西长兴。属会稽郡。[170]
“《地理志》：县有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钱杭认为：浦阳江下游主河道的走向,在历史上经历了散漫北流东流借道改道复北三个变迁过程;但据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记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浦阳江下游的实际走向并不是“东流借道”,而是“东流”,即从诸暨经西小江,然后由三江口(今绍兴斗门镇)入东海(文献上多称其为“后海”)。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中叶以前的图幅,因此就以浦阳江下游为西小江。这一观点,符合《汉书·地理志》“萧山，潘水所出,东人海”中“潘水所出”的含义,即指浦阳江穿越萧山(“所出”)、向东入海;同样,也符合南宋嘉泰《会稽志》反映的浦阳江走向,即：浦阳江路,南来自诸暨县界,经县界一百五十六里,北入山阴县界。[171]
浙江又东注于海。故《山海经》曰：浙江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
“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钱杭认为：《国语·越语上》"三江环之"的确切含义是中国史地学上的一大公案。三国学者韦昭所注在史地学和移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欲判定某一"三江"论是否准确或合理,其前提是在某一特定语境下确定该水系所在区域,然后才是相关江河的组合及分布态势。韦注反映了春秋时期吴越"三江"局部流域和整体态势的特点,大致符合事实……韦注“三江”之一是“吴(松)江”。无论认定“三江者皆出于大江”，还是“三江皆太湖之委流”“吴(松)江”都在其中。如果按其实际状态视其为太湖以东的一个水系,而非仅指一条大江则一定会对其“缠”住湖东低乡的状态留下深刻印象。北宋江苏苏州人朱长文(1041-1098)《吴郡图经续记》称:松江出太湖入于海。.....今观松江正流下吴江县过甫里迳华亭入青龙镇海商之所凑集也。......江流自沪至海凡二百六十里岸各有浦凡百数其间环曲而汇者甚多赖疏渝而后免于水患。.....松江,一名笠泽。韦注“三江”之二是“钱唐江”,即前引王充所谓“钱唐浙江”,郦道元《水经注》故直称“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因其源远流长,故钱唐江的问题比吴(松)江多……《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第四册收有多篇专论.对浙江水系之“缠”状作了最全面描述的,还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尤其是他一番艰苦追索后所发的感慨,更是异常深刻: 是所谓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吴越之国，三江环之，民无所移矣。但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伙，故川旧渎，难以取悉，虽粗依县地，缉综所缠，亦未必一得其实也[172]。韦注“三江”之三是“浦阳江”,郦道元估计就是《汉书·地理志上》“会稽郡……余暨,萧山,潘水所出,东入海”中的“潘水”,也是一个水系的总称,前引王充提到的“山阴江、上虞江”,其实都可视为该水系的组成部分浦阳江源自浙东金华府浦江县、义乌县境内,曲折蜿蜒,一路向北,再折东流,最后入海。郦道元将浦阳江置于《水经注》“渐江水”下。[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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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张鹏飞：囚捉幽异掬弄光彩——《水经注》所载之神话异闻探析，《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168]《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
[169]罗振玉(1866一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贞松,又称永丰乡人、仇亭老民,祖籍浙江上虞越东乡罗家村,出生于江苏淮安。（ 摘自中国会议 2004 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 绍兴人与敦煌学）
[170]来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中》
[171]钱杭：江河改道对区域社会形成和转型的影响——以浙东浦阳江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09-25
[172]陈桥驿校正《水经注》卷29《沔水》第687-688页。
[173]钱杭：《国语》“三江”及韦昭注研究，史林，201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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