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十叩柴扉九不开打一成语，钱庄和票号都等同于今天的银行十叩柴扉九不开打一成语，做的就是存款、贷款的业务十叩柴扉九不开打一成语，吃的就是存款的利差。

这种认识十叩柴扉九不开打一成语，可谓大错特错。

因为无论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不指着贷款的利息吃饭。

先来说钱庄，其诞生是在明朝，也叫钱店、钱铺、钱肆的，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货币的复杂性，明朝先用宝钞和铜钱，后来白银大兴，也与铜钱兼用，民间生活多用铜钱，就涉及到兑换的一系列问题。

等到了清朝，先是白银与铜钱杂用，后来又多了海外流入的银元，再之后铜圆、纸钞也开始流通，成色、版别、折价、鉴定、公估、兑换行情及地区差价等等都需要专业知识介入，同时也就给操持“钱生钱”的行业极大的套利空间。

等到了胡雪岩开钱庄的时代，老百姓和小商人日常的金融需求，如银钱兑换、票据贴现、买卖金银等等，都可以在“钱庄”得到满足，企业账户的转账收付也可以通过钱庄完成。

当然，这玩意儿也是一步步进化的，保留至今的宁波钱业会馆碑文记载：

吾闻之故老，当乘前清之咸丰之季，滇铜道阻，东南患钱荒，甬市尤甚。市中流转之钱庄大减，民生日困，汹汹谋为乱，有谋以善其后者。法令若干家，互通声气，掌银钱出入之成群，商各以计簿书所出入。出界某庄，入由某庄，就钱庄中汇寄之。明日，各庄互一纸，交相稽核。

翻译过来就是，到了咸丰年间，云南的铜钱来不了，宁波市面上现金缺乏，钱庄同业行会就搞了创新，每年正月二十八，各钱庄客户到“开户行”领取“过账簿”（类似于今天的存折），格式是“上付下收”。

每一笔交易完毕，付款户要把钱数写在上方，写明开户钱庄并盖印，收款户则把收到钱数写于账簿下方，一样写明开户钱庄并盖印，每天下午4点，双方将各自“过账簿”送开户钱庄，各钱庄将交易记录在另一份“摘草簿”。

第二天早上，各钱庄代表在“值日”处汇集，逐项清算核实，俗称“对家头”，程序完毕后，过出钱庄开出“划单”将款项划入过入钱庄。

这套办法施行之后，在宁波城里，大部分商家应该算是进入了“无现金交易”的时代，可谓非常便利，不过对于内贸、外贸都发达几倍的大上海口岸，恐怕就有些呆板。

所以，当时上海流行钱庄的“庄票”代用现金，即：

钱庄因放款之关系，或商家之请求，所发出之无记名式，付款于持票人之票据也，用于代替现款，与银行界开出本票性质相同。

针对这种庄票流行的环境，在1890年之前，上海钱庄业普遍采取的是“划”和解现的方式，就是同业间把应收应付的账目彼此相抵， *** 也很原始，由各庄“汇银子的”（职位）夹着账簿在街上等别家“汇银子的”，现场轧汇，碰不上当天的账就平不了。

办法看起来是有些笨，但考虑到上海滩有几十、上百家钱庄、外资银行，各自分处不同的商圈，彼此竞争你死我活，客观上就很难像宁波钱业那样，以旧式行会为核心建立章程，采取这样退而求其次的方式，终究比现金方便。

据《上海钱庄史料》作者的估计，钱庄发出的庄票，年约80万枚（平均每家出票1万张），每个钱庄每年发出票面金额最少也有1500万两，最多则达3500万两，平均约2000万两左右，总面额约为16—17亿两白银。

要知道，大清朝接近灭亡时，全中国所有中国银元、外国银元、银两、铜钱、铜圆、中国纸币、外国钞票加在一起，折银才15亿两，这个数字已经比1851—1860年间货币流通量增加了的3.46倍（燕红忠：《货币供给量、货币结构与中国经济趋势：1650—1936》，刊于《金融研究》），换句话说，50年前整个清朝的货币流通量也才5亿两白银左右。

换句话说，仅上海一地钱庄开出的庄票，要实打实地兑现，就得把全中国的现金都砸过去，可能还不够。

肯定不可能，这只能说明钱庄的庄票加了巨大的“杠杆”，而且还是经济发展逼迫不得不加的杠杆。

事实也是如此，上海的《字林沪报》如此描述1883年金融危机前后的钱庄：

故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账竟多至数百万。（《论钱市之衰》，《字林沪报》1884年2月9日）

这里的放账不是贷款，而是包括庄票、钱票的众多银钱买卖。

清代北京东四牌楼“源茂涌钱店”钱庄叁吊、伍吊钱票各一枚，这个鬼画符一样的东西，为的是防伪

钱票，其实也就是小面额的庄票，本质没什么不同，不过使用更加广泛，毕竟铜钱实在太麻烦，一串钱就是几斤重，还不如干脆弄张纸来得方便。

不过也正因为这种方便和广泛性，当金融风险出现时，影响才足够疯狂和剧烈，当1883年中国之一次金融危机爆发时，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与另一家德馨钱庄先后破产，杭州城中的景象就变成了这样：

上城之各衣庄、绸庄及皮货庄，本月以来门常如水，略有零星交易，以敷火食尚且不足。各处行栈店铺往来皆须现洋，概不用票。武林门外之各米行已停斛两日矣，城东各丝行皆已停秤不收，且闻下城之箔业亦将停歇……至机坊一业……今则几乎十叩柴扉九不开矣。总之，城中各业无处不紧。（《申报》1883年12月15日）

消费行业停摆、生产行业停摆、贸易行业停摆，真正的百业萧条，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钱庄经营的高风险模式，一旦系统性风险爆发，它那一点点资本金和所谓的东家无限责任的赔偿，根本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当存户都来挤兑取款的时候，神仙也难救。

这一点上，现代的商业银行要考虑得多得多了。